如果不是立宪民主党这些反革命力量从19江浙湖汉北17年3月以来有步骤地鼓吹和策划的政策：恢复和拖延帝国主义战争，不再“谈论”和平，授权各个部长封闭报馆，禁止举行代表大会，实行逮捕和流放，恢复死刑，枪杀前线士兵，解除工人和革命部队的武装，让反革命军队充斥首都，开始逮捕和迫害自己起来“夺取”土地的农民，关闭工厂和实行同盟歇业等等。中立派或温和派的力量就不会向列宁靠拢，并最终接受了列宁的暴力夺取政权的主张。
但即便是如此，在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在报纸上透露了武装起义的时间和计划之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又开始犹豫不决了，许多人认为既然起义的时间和计划已经暴露，那么就应该取消武装起义的计划，免得遭到临时政府的反击。
列宁虽然在1912年重新整合了布尔什维克党，并开除了一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人员，但是他也只能统一了布尔什维克国外局的思想，对于国内的布尔什维克各地区组织，列宁还不能形成压倒性的权威，除了远东分部之外。
而二月革命爆发以来，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开始急剧增长，2月份时是接近5万人，4月份是10万人，到了10月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人数已经突破了30万人。
虽然党员人数的增加增强了党的力量，比如托洛斯基带着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就一次带来了将近5000人，从而确保了布尔什维克对于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的控制力。但是党组织的急剧扩大，也造成了组织内部派系的增加及组织纪律的涣散。
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作为党的中央委员，居然不服从党的决议，以公开武装起义的时间和计划来阻止党的武装起义计划，这就表明了当前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列宁所主张建立的一支具有钢铁般纪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而颇有政治俱乐部的味道了。
而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所主张的，“…我们没有大多数人民的拥护，缺少这个条件，起义时没有希望的…要夺取政权，我们的力量还不够；要破坏立宪会议，资产阶级的力量也不够…苏维埃应当是一支对准政府的太阳穴的手枪，强迫它召开立宪会议，放弃科尔尼洛夫那种尝试…
资产阶级不可能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尽管罗江科希望这样做，因为打仗的不是资产者，而是我们英勇的水兵…我们一天比一天强大，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参加立宪会议，我们何必孤注一掷…要是科尔尼洛夫分子再次先动手，那时我们就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何必我们自己先动手，去冒险呢…
老实说，国际形势方面没有任何情况迫使我们立即发起行动，如果我们被人枪杀了，反而会危害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彼得格勒的粮食只够吃两三天，我们能给起义者粮食吗…前线情况也还没有危险，即使士兵们自己缔结停战协定，也没什么不好…如果我们取得了政权，却得不到停战，俄得不到民主的和约，士兵就可能不愿去进行革命战争。那时怎么办呢…马克思主义政党可不能把起义问题搞成军事密谋问题。”
以上这些主张并不是得不到党员的支持，也让许多革命无产阶级感到了疑惑。因此在俄历10月18日星期三的彼得格勒报纸上登出了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反对党的武装起义的文章后，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就出现了混乱。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两人的声明居然是发布在了非党刊物《新生活报》上。列宁对于这两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的行为感到了震惊和无以言表的愤怒，他除了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了对于两人的谴责之外，就开始鼓动军事革命总部提前发动武装起义。
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说服众人发动武装起义后，中央委员会随即决定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布勃诺夫等7人组成政治局以指导起义。之后又在中央委员会秘密会议上成立了由中央委员安·谢·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和莫·索·乌里茨基组成的起义领导机构——军事革命总部。
但是，真正能够发动武装起义的指挥机构，还是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而这一委员会主要被托洛茨基所掌握。党的军事革命总部认同了列宁提前发动武装起义的主张，但是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这里却出现了问题。
在关键时刻，列宁毅然担负起了领导革命的责任。他不顾临时政府对他所发布的通缉令，起义计划暴露之后临时政府重新宣布要抓捕他，在写下了一封给予中央委员的信件，再次主张了尽快发动起义的必要理由后，就前往了斯莫尔尼宫，承担起了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职责。
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一度不想让列宁进入斯莫尔尼宫，因此指派了几名不认识列宁的卫兵守在了门口。直到有人证明了列宁的真实身份，卫兵们才让开了道路。
因为列宁的到来，等待着发动起义的士兵们纷纷欢呼了起来，在他们的拥护下，列宁来到了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在的会议室，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终于放弃了争执，把起义的指挥权力交给了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