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退朝后，当即召政事堂相公们在垂拱殿开小朝会。
赵佶上来就是说道：“刑统自立国以来，未曾大的修改，眼下已经不能适应治国。而今贼子猖獗，不以重典治之，恐国家不宁。”
修订刑统，并非小事，除了曾布已经提前得知以外，其余的宰执们都感到有点诧异，韩忠彦作为首相，当先问道：“官家，何必对刑统大动干戈，有些许不如意，官家以敕诰发布纠正即可。修改刑统，会使得地方官吏无从适从的。”
赵佶不以为意的说道：“日后法司官员，必要从明法科考取，明法科，也要常科和太学中开设，如熙丰中时。”
苏辙担心赵佶真的去翻阿云案，会使得本来已经安定下来的朝局再起波澜，于是劝慰道：“官家，阿云案业已定谳，就不必横生枝节了吧！”
赵佶正色说道：“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先帝既有明诏，吾何得自专？但恐他人不知吾绍述之意也！政事堂以先帝当年诏书，再次明发天下，使州县监司知吾慎刑慎杀之意！”
赵佶对于刑统确实不满，虽然这次大开杀戒，但是赵佶并不想以杀戮来解决问题，毕竟现在还是缺人的，各种工程的营建，还有广南西路、荆湖北路的垦荒，都需要大量的人才行，这些罪囚无疑是最好的劳动力，但是大宋目前的流刑、徒刑都太过于轻了，而且大赦频繁，会导致百姓对法律缺乏敬畏。
本来大宋民间的结社风气就非常严重，民间各种弓箭社等非常活跃，承袭五代的尚武遗风，大宋民间的尚武之风还是非常浓厚。这些人聚集在一起，难免犯罪滋事，甚至民间还有专门的打行，招徕流氓无赖，专门替人家打架斗殴的。民间百姓对刺配根本无所谓。
所以赵佶决定修改刑统，将流、徒、刺配等都改为苦役，轻的犯罪还是杖刑，对于那些不是罪大恶极，必须马上处决的，赵佶也觉得可以斩监侯或者绞监侯，但是必须发往蛮荒烟瘴之地或者军器监下设工场服苦役。
还有就是大赦的问题，大宋的大赦次数多，原因也特别多，除了常规的即位赦、建储赦、皇帝不豫赦及已经固定化的大礼赦。还有因为灾异、皇室吉礼、战争或叛乱、生皇子、皇帝及皇太后疾病等原因或者对外战争胜利都是发布大赦的原因。
不仅如此，还有对罪囚的减刑措施，就是录囚。就是皇帝或者司法系统官员讯察囚犯并决定可否原宥的制度，是为囚犯减刑的制度，宋哲宗则把一年一度的“录囚”增加为一年两次，如以一来，再加上原有的大赦、曲赦和德音，有些时候，罪犯在一年能够得到三四次减刑的机会。
连当时的知谏院范镇都上疏说道：“比者京师及辅郡岁一赦，去岁再赦，今岁三赦，姑息之政，无甚于此！”认为频繁的大赦和录囚就是姑息犯罪。
而且大宋的赦免力度非常之大，经常性的大赦就是：限赦书到日昧爽以前，除杀盗及枉法不赦外，枉法自盗死罪情轻者，奏取旨。斗杀死罪情轻者，减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其余咸赦除之。 除了一些情节严重的职务犯罪和暴力犯罪外，其他的几乎就是一概免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