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
“但愿他能活过来吧。”
“但愿吧。”
沉默了许久，“你相信金氏吗？”
“相信什么？”
“他们忠于君上？”
“听说新任族长处死了老族长，以此表达忠心。”
“没什么向我汇报的吗？”
“大人，没有。”
“也是，你才是真正的司寇啊。”
“不，大人，我永远听命于您。”
“罢了。罢了。”
我是谁？我相信什么？我们每天都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合乎道德的吗？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个饱经磨难的民族，对于如今这个百废待兴的局面，同样重要。或许要求过早，可究竟何时思考才合适呢？
诸子之时，“世衰道失”，“天下大乱”，诸子无不集中应对“乱”的问题，他们或奔走列国，或授教传道，或着书立说，或献计献策，终成“务为治者”。与庚申之变后的情况何其相似。而今改朝换代，“务为治”是否也应改改呢？学术是否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呢？也许，“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胜于“经世致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