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次大讨论，林九星通知内阁，让他们征求一下国师墨鲤和的意见。于是，就有了墨鲤的“社会进步论”这一篇专门写给朝堂和参议员们的信：
社会进步的的结果，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可以知道的是，能让老百姓生活好的根本是制度的优劣，而不是仅靠官员的清廉。在一个好的制度下，老百姓仅凭利己之心，就完全有能力创造出足够的财富，过上好日子。老百姓的最低要求是吃饱肚子，最高要求也是过上好日子。
所以对老百姓真正有利的，是一个能够允许追求自我利益、保障公平竞争、自由交易的制度环境，至于官员是否足够清廉，实际上影响不了太多老百姓的生活，也并非决定因素。
由此可见，腐败与否，并非老百姓生活富裕的最重要指标，一个促进经济公平发展的制度政策才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指标。在错误的制度政策下，既使官员再清廉，老百姓也是饿肚子过不上好日子。比如某个时间被自然灾害背了锅的几年时间，其实是丰收的，官员也无比清廉，但百姓饿死者众多。
从古代史上来看，反伏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有一种目的。
一是缓解底层民众不满情绪。因为仇官仇富是底层极左民粹群体的一向特点和主张。底层群体往往会把自身的不如意归咎于社会不公，他们历来被野心家操纵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时，总会被诸如“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之类的口号引领，其中最鼓舞人心的口号莫过于“均贫富、等贵贱”，时时刻刻想着通过杀富济贫就可以实现自身富裕，他们永远都以为货币等于劳动价值。
每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须寻找一个宣泄的口子，以平复社会沸腾的情绪。但是古代王朝如果光凭外患来转移民众注意力，容易调子起高了下不来台，或者篓子捅大了出现不可控的局面。这个时候，贪官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借爱卿项上人头一用”，只需随便找个理由，砍了贪官的脑袋化解了民怨，抄了贪官的家财充盈了国库，重新安插了自己的小弟上位，可谓一石多鸟。
而在世家出身的官员掌权期间，以打击贪伏的名义有选择性的、系统性的打击平民草根出身的官员，虽然他们有诸多理论，但是他们的真实的目的在于这样做的两个好处，第一排除了异已，让世家大族子弟得以上位掌控朝政，结党营私想永远控制朝政。二是容易获得底层老百姓的鼓掌喝彩，因为底层老百姓从来都是看不懂、听不懂、读不懂的，他们根本不懂世家出身官员反的压根不是什么伏败，而是平民草根寒门子弟。
所以在后世的历史书上，对世家子弟主导的打击伏败定性评价是党同伐异，正是因为历史学家们看穿了世家的真正目的。
伏败当然有坏的一面，而且在一个正常制度政策占主流的社会里，伏败必然弊大于利，会显着破坏经济公平发展，造成老百姓穷困潦倒生活水平的下降，同样也是不得人心的，这种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
全面来看过度的伏败蔓延，必然会侵蚀社会肌体，就有必要进行合理的反伏败压制。严厉打击的是破坏经济公平发展环境、阻碍社会改革发展的伏败行为，尤其是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经济自由公平竞争环境的伏败，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伏败问题相对严重一些，客观上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为此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对立矛盾。
审视过去，启迪未来，以史为鉴，可知兴衰，综合来看，破坏公平自由竞争的环境，妨碍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向上动力的伏败，就是最大的伏败。预防伏败最主要的是制度和程序以及权力的分设，最大限度的保证公平，而公平是可以通过程序和理念达到的。这些大云已经有了非常完备的一揽子办法，所以纠错也容易，不会造成过大的损失。当社会的公平、平等、自由、竞争形成潮流，甚至形成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信仰时，再加上社会生产力发达、财富丰足，伏败就成为所有人不屑为之的社会潮流，而不是人人痛恨伏败，当自己有机会时更加伏败的情况了。
墨鲤的信在朝野引起巨大反响，特别是在百姓大量失业，官员无辜遭到灾殃，经济遭受重创，已经引起朝野的质疑和否定情况下，引起了人们的理论大讨论。
范仲石引咎辞职，御史衙门被赋予严格的程序执法，并每一个案件都要按级别和属地接受当地参议院质询后才能启动。这样能保证任何权力不会任性，不会因人而变。
大辩论持续了半年之久，辩论了大量发生的案例，形成了丰富的案例法，作为各地以后参照执行的汇编。
经济又回到了正轨上，但也使经济出现了一年多的时间倒退，人们的思想也不似以前那样活跃。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因为一个人的缘故，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失，特别是火烧起来容易，用水浇灭，再升起火来就困难的多了。必须设计权力制约制度，防止任何人任何部门一权独大，缺失制约。经过这次动荡造成的社会伤痛，已经成为朝野的警惕，防止此类事件发生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