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昌差不多在刘君墨表情凝结了相当长时间后才发现自己好像说得过于嗨皮了。
“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刘兄说说你的情况呢?”宋应昌难掩尴尬。
刘君墨楞完神,又等宋应昌埋头喝了好几口茶才开始自我介绍。
他来北京其实也算是被逼无奈。乡试三次才贴着最后几名中了举人。现在已经快40的人了,文不成武不就的。
而且问题是着实思维活跃,跟自己那个古板固执的老师尿不到一块儿去。经常跑去颜钧那里,蹭师叔的课程。
这次先是率先学习了离经叛道的《新编洗冤录》,而后一个月前又听说匆匆从杭州回泰州的颜钧师叔在闭关思考儒学的生死存亡。
跑过去了,才得到一个问题,也正是当前京师热议的话题:“如何验证儒学”。到颜钧那里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如何用指标讲儒学思想量化反映出来。
作为大佬的颜钧,则是专门提出了要开发仁指数与义指数来度量儒学的治理成果。
正所谓一流的大佬提问题,而平时私下自诩为二流大佬的刘君墨则自觉地该负责回答问题了。
在泰州商量了大半个月,有了初步的想法,但觉得还略显单纯,干脆过来京城问问情况,同时方便第一时间将仁指数与义指数打出来,彻底打响泰州学派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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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你们打算去问各个地方百姓是否幸福的占比作为地方仁指数,用各地好人好事的数量作为各地的义指数?”宋应昌听刘君墨在那里知乎者也半天,提炼出了最为关键的两句信息。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原本还以为有点解释困难的刘君墨发现,宋应昌压根不需要那些牵强附会的解释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