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黄权见状，心道要遭，连忙抗声劝阻：“主公不可鲁莽！若是派人偷阳平关，能得手固然是好。但其中有多大风险、多少闪失，主公可曾细细想过？
要是阳平关还留有一些曹军，哪怕不多，或许一两千，或许两三千，而我军数万之众抵达关下后，难以在数日内快速突破呢？
又或者，就算假设我军时运足够好，偷下了阳平关，那夏侯渊赶回后，必然会全力攻关。阳平关内驻扎在定军山、南郑、沔阳等地的曹军，也必会集结，前来堵口，夹击阳平关。
到时候阳平关一座孤关，腹背受敌，又无存粮，一旦被曹军围困，数万大军必然土崩瓦解。主公务必三思啊！”
黄权非常敏锐地指出：关隘和城池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守城，城里会有海量的粮草囤积，能吃很久。
但关卡就只是一道墙为主体，没有那么大的纵深，腹背受敌的话，绝对比城池要凶险得多。
而且守关的一方，粮草都是囤积到大后方的城池里的，因为守关卡的时候，关卡的两面必然一侧是敌占区一侧是我方占领区。
对割据汉中的军阀而言，把阳平关的粮草屯在沔阳县里是最好的，前面关里吃掉多少，再从沔阳城运去多少。这就注定一旦关卡腹背受敌，绝对没法久守。
这些细节原本刘璋一时间也没想到，被黄权提醒，才稍稍醒悟。再略一琢磨，便觉得郑度的说法也没那么靠谱了。
可惜刘璋终究还是多疑优柔寡断，他总还想给郑度一个机会，便以眼神示意，请郑度解释一下黄权提的风险，看他是否有招回避。
郑度也认认真真想了许久，回禀道：“属下以为，黄公衡所言虽不无道理，但那种情况也是可以避免的。确实，阳平关或许会难以抢下，或者就算抢下了也会很快被围、缺乏粮草。
但是，左近还有车骑将军的援军在，他们如今已经拿下安汉县，不日就可能到南充县。过了南充、阆中，车骑将军就能追着夏侯渊一路杀进金牛道。
所以，就算我军没有得手，只要坚持十天半个月，车骑将军的援军一来，前后夹击、里应外合，还不把夏侯渊灭得一干二净？
何况，自车骑将军入川增援主公以来，我军自己一个胜仗都没打过。车骑将军却既给百姓推广良种新粮，又广开边市贸易，让利于民，让贫寒士子用些许小钱就能买到书籍苦读，最近又是连战连捷……
恕我直言，我军如果不在抗曹大业上做出一点成绩来，蜀地百姓会怎么想？这恐怕会不利于长治久安。”
郑度的最后几句话，果然打动了刘璋。
刘备入川大半年来，怎么收买蜀地人心，刘璋还是很清楚的。
双季的林邑稻，雕版印刷的儒家十三经，各种惠民互通有无的好处，闹得现在成都城里，都有不少人天天在说刘备的仁德之政，心生羡慕。
这一切，给了刘璋空前的危机感。他觉得自己要是什么都不做，最终也会被温水煮青蛙，然后就完全反抗不了了。
既然不作为就会慢慢煮死，还不如搏一把呢，不管打赢夏侯渊的机会大不大，好歹有机会。
想到这儿，刘璋难得冲动了一把，先表明了自己的倾向：“如今的局面，确实不能什么都不做了。敌强我弱，一直坐等，能有什么机会？诸位与其空想战与不战，不如好好想想，如果要战的话，又该注意哪些细节。”
刘璋轻飘飘一句话，就把议题的重点，从“打不打”转向了“怎么打”，很多没什么话语权的幕僚，也就一下子住口了。
只有黄权和法正看出了其中风险。
但法正不想触刘璋的霉头，也没打算在战略上纠正什么，他已经想着一会儿如何向主公献策具体战术和人事安排了。
只有黄权忍不住最后提醒一句：“请主公明鉴！郑度此法虽有道理，但也是建立在一个大前提之下的，那就是刘备会全力追击夏侯渊、不会让我们偷阳平关的部队落单太久！
但如果刘备不全力追夏侯渊了呢？如果我军陷入敌后，刘备见死不救呢？”
黄权的这个提醒，确实非常敏锐。
如果刘璋让杨怀高沛立刻动手去偷阳平关。
那么这局面，其实就跟1944年、盟军即将打到德军占领的华沙城外时，华沙本地军队自行起事反抗德军，是一模一样的——虽然黄权不是穿越者，不知道1944的华沙是什么样的。
光靠波兰人自己，肯定是打不过德军的，哪怕德军正面战场已经一败再败，但欺负欺负波兰人还是绰绰有余。波兰人唯一的指望是跟盟军里应外合。但如果盟军看你自作主张后就不外合了，那波兰人的下场就显而易见了。
可惜，黄权的这个提醒，再次没有被刘璋重视。
“玄德兄仁义之名播于四海，他怎么会容忍这种见死不救的丢人行径？公衡，我知道你小心，但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还是别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