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旁的何应钦则是拼命的压抑着内心的狂喜，一面充当着老好人的角色，一边让自己阵营里的杨永泰、熊式辉轮番跳出来搅局，就是不让大家达成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这些人很明显的分为两派：
其中一派是以宋美龄为首地主张政治解决此次事变的亲英美派。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一心要“救最高当局出险”。他们知道最高当局这颗大树一倒，自己这帮外人眼中的“裙带党”不会有一个好下场，所以救出委员长成了他们不二的选择。
另一派则是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而且何应钦已经给现在在国外的汪精卫发去了电报，请你回来主持政府工作。何部长、杨永泰和熊式辉这些亲日派打着“取而代之”的算盘，于是积极的要求讨伐西安，想借张杨二人之手除掉蒋介石。
李烈钧、陈公傅、朱培德、戴季陶等人则是双方的马前卒，李烈钧、陈公傅“主和”，朱培德、戴季陶“主打”。
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吵的好不热闹，局面居然是僵持不下，双方战了个不相上下。何应钦是希望眼前这样地局面可以继续地，只要他们多吵一天，蒋介石的处境就多危险一分。
看穿了何应钦如意算盘的宋美龄终于坐不住了，站起身来逼问二人是否不顾委员长的死活。怎奈何应钦都是在政坛里打了好多年滚的政治流氓，始终不正面回答。
看着会议向着泥潭的方向展而去，宋美龄怒不可遏，拂袖而去。
稍后，何应钦和他的亲信炮制的“讨伐方案”出台，一时间南京政府里面的“亲日”派的人物风头无两，都在盘算着怎样在“新政府”里谋个高官厚禄。天还没亮，颐和路上何应钦公馆的门口挤满了各式各样拿着片子攀关系的钻营之徒。
华毕成在“西安事变”的消息见报的当天，就让朱晋一带领301旅抢占了潼关要地，封锁了由河南入陕的通路。冯钦哉拉着第七军的四十二师撤出了潼关，倒向了南京一边，其实301旅完全有机会拦住的。只是华毕成给朱晋一下令不必理会，这种墙头草留下来，也没多大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直属宪兵队被驱逐出境。
12月16日，“南京政府”下达“讨伐令”。刘峙率着5个师气势汹汹的从东面逼向了潼关，可是面对在天险潼关严密设防的100师301旅，只好停了下来。何应钦命令空军对西安进行轰炸，结果飞机飞临西安上空，遭到了高射炮的警告射击，飞行员惊讶于西安竟有如此性能优良之高射炮，只好返航。
12月17日，蒋介石手书给何应钦，要求双方停止冲突。
同日，周总理到达西安，随行的还有中共代表团20余人。周总理对到机场接他的华毕成是赞不绝口。
12月20日，宋子文赴西安再次与最高当局单独见面，携带宋美龄给蒋之信，信中言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最高当局阅闭唏嘘不已。
12月22日宋美龄抵达西安。
12月23日张学良和杨虎成联名在西安《解放日报》上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文中呼吁集合各党派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此文一出，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一时抗日的言论此起彼伏。
蒋介石终于意识到逆潮流而动将付出巨大的代价，于是示意转换调子，开始鼓吹联合抗日。同时开启各方谈判。
12月24日，谈判达成共识。
12月25日，最高当局和张学良离开西安，飞抵南京。
由于华毕成这个穿越者的出现，西安事变的善后出现了与历史上不同的局面。
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即被扣押。孙铭久等少壮派企图谋杀67军军长王以哲以控制东北军，结果被华毕成派兵保护起来，东北军避免了历史上的流血事件。
蒋介石要求西安事变的主谋之一的杨虎城交出十七路军指挥权，出国考察。而十七路军方面提出杨虎城可以出国，但是十七路军总指挥由华毕成接任并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中央军不得入陕。十七路军与中央军在潼关一直在对峙，双方互不相让。
华毕成让《西北文化报》公开刊登了秦岭兵工厂的资料，当得知华毕成的实力后，蒋介石暴跳如雷，大骂华毕成狡猾。只好任命华毕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却任命孙蔚如为十七路军总指挥，挑拨之意不言而喻。
杨虎城启程出国前，召集十七路将领开会，语重心长的说
“我把辛亥革命的一支农民队伍带成今天的国民革命军十七路军，今日为了民族大义，不惜扣蒋。即将到来的抗战我也不知道能否参加，以后的事情就只能拜托诸位了。”
孙蔚如和华毕成前往机场送行，杨虎城特意嘱咐了孙蔚如一句：“以后陕西的事情，多听华毕成的，不要受蒋介石的挑拨。他年轻，威望不够，你多帮衬着些。”
“蔚如明白！毕成之才在我之上，我定全力辅佐。”孙蔚如慨然道。
东北军大部出陕接受南京改编，而王以哲感激华毕成的救命之恩，率67军数万人马留在陕西，接受华毕成指挥。至此，华毕成成了西安事变的最大赢家，成为了事实上的陕西王，坐拥十万雄兵，而且手里还有中国唯一可以生产重武器的秦岭兵工厂。羽翼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