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24日，武汉外围中国军队各部转移基本结束，武汉统帅部正式下令放弃武汉。下午，军委会召集了尚滞留在武汉的中外记者数十人，举行了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会上，发言人代表中国政府强调指出：“中国军自动放弃武汉是出于战略需要。中国政府抗日决心并无改变，而且更加坚定。只要日军在中国一天，中国抗战就将一天不止。并断言说：中日战争将长期化，直至中国彻底驱逐侵略者为止。”
蒋委员长离开武汉前，没忘记了警告东京。当然，这发言也是他向全国、全世界作出的一种姿态：他蒋介石不是那么容易扳倒的。中国抗战，还是他说了算。
一阵密过一阵的枪炮声，在一步步向武汉城区逼近。日军似乎已把武汉视作囊中之物。日机低低地掠过武汉，开始截袭击沿长江退出武汉、撤向重庆方面的江轮、驳船。陆地各交通要道上，也时有西移的军民被日军战机、炮火隔断。
日军在为进入武汉作种种准备。
九江，日军十一军前进指挥部里，出现了中支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瘦小的身影。他几天前才从南京赶来九江的，他既想早日亲眼目睹武汉三镇的风采，但更重要的还是对部队放心不下。
今年初，松井大将率部进驻南京。由于对部队约束不严、对各级官佐恣意纵容，导致日军在南京安全区烧杀淫掠，数万无辜平民惨死，让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上非常被动。为此，日本政府威慑于国际舆论，被迫将松井，谷寿夫等一批高级将领召回国内。贬的贬，转预备役的转预备役。
松井之流的劣迹使世人将日军与“禽兽”二字连在了一起。
比起南京，武汉还不仅仅关系到日军面子上的事。东京执意打下武汉，就是要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乘机扶持亲日势力主政，早日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如果日军一再施暴，南京的后遗症恐怕永无消除之日，扶持新政权，也只能是一座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这一点，已在南京呆了半年多的畑俊六知道得清清楚楚。
从军事上说，畑俊六更是感到对武汉不能破坏太甚。武汉外围战斗，部下的极大消耗和东京方面调兵的捉襟见纣，早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兵力调用已达极限。武汉也许将是他日后卡住西南出口，与中国大军周旋的基地。他自然不能自己先毁了这块基地。经过全盘考虑后，日本中支派遗军司令官田俊六大将向进抵武汉郊区的各部队颁布了入城注意事项：
“……部队宿营地区，避免设于市内，应选在郊外大建筑物内，以便于维持军纪、风纪；在武昌的粮道街、汉口的大五庙至下码头、汉阳的朝宗门，设置难民区，须保护汉阳、汉口、武昌的建筑物、庙宇、大学、图书馆、陈列馆（有附表），武汉有各国租界及使馆，本军一举一动，世界瞩目，因此是以实际行动宣扬皇威，使其理解皇军真姿的绝好时机，所以每人对此务须慎戒，且鉴于过去之教训，防止因日久而松懈。再，武汉为本军今后常驻和作战之基地，一切建筑、设施，严禁破坏。”
畑俊六用心良苦，八方关照。但最后一句话，透出了他的苦心所在。
但说归说，畑俊六还是对各部队有所区别。第六师团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恶名远杨，按常理应调离城区。畑俊六念及第六师团的战功，怕有功不赏，影响军心，竟批准了第六师团为第一批入城部队，甚至同意了稻叶四郎中将将师团部设于武汉大学的请求。
24日，牛岛支队佐野联队占领了黄陂。少数前卫搜索部队已兵临武汉城郊；同日，岩崎支队进占旧街。隆隆的枪炮声已震动武汉三镇，大武汉经过4个半月的拼死抗争，终于大厦将倾，沦陷在即。
军委会被日机炸得残破不堪的灰楼里，蒋委员长仍稳坐高台，丝毫没有走的意思。珞珈山上，宋美龄可没有他这么沉得住气，电话一连催了几次，可每一次都没有结果。
蒋委员长到底想显示什么呢？没人知道，也没人敢问。
论“勇”吧？蒋委员长的属下，甚至苏联顾问都夸过他“身处枪林弹雨而面不变色”，他没必要再刻意显示。再说也没有如此示勇之法。说“与将士风雨同舟”呢？可两战区主力都已南下，西进，他如何同舟？！
也许是舍不得离开武汉，不甘心从此退入西南边陲。可武汉弃守命令是他下的，他愣呆在这里日本人就不进城？谁也说不清。但侍从、武将们有一点能说清，那就是再待下去不仅委员长跑不了，连他们也要遭难。
侍从室主任林蔚沉不住气了，又进了蒋介石的屋里。但很快，他也被蒋介石唬着脸轰了出来。林蔚可真是傻了眼，尤如百爪挠心，却只能干着急，谁知，这时有一人比他更急，此人就是武汉卫戍司令陈诚。
陈诚不但要为蒋介石及军委会滞留人员负责，还必须对部队负责。委员长一天不离开，他就得一个师一个师地往上调部队，打这种毫无意义的乱仗。尤其部队已无心恋战，硬往上调，死伤动辄千计，这牺牲毫无价值。
当陈诚从电话中得知蒋委员长仍未撤离时，急得直跺脚，当即在电话说道：“哎呀，林主任，你们还不走干什么？城外已乱成一团，你赶紧请委员长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