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日子里，郭康虽然依旧很忙，但反而不用动太多脑筋了。公主的大婚复杂而冗长，但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各种社交活动，仪式本身反而没有太多东西。
负责礼仪安排的彼得神父，教郭康各种流程的时候，还专门自嘲过。他说，当年拜上帝教的婚礼，其实只要三个人就行。新郎和新娘彼此宣誓，神父则在旁边代表天父见证。有些特殊场合，连神父都可以省略，只要两人互相接受，事后报备一下，就算形成婚姻了。
这种婚姻方式，很快在罗马帝国内部扩散开。因为传统的罗马婚礼过于繁杂昂贵，普通人根本结不起婚。但在社会大环境下，不出这个钱，双方家族都会觉得很没面子。结果，不但底层人结不起婚，连社会中层也因此被迫承受了重担，平白给婚姻增加了成本。
所以，拜上帝教提出了这个新思路之后，很多人顺水推舟就加入进来。因为接受了天兄的新教义，加入了教会的新组织，也就有理由摆脱之前各种陈规陋俗的束缚了。
彼得神父说，大家其实都知道，教义能够这么快地自下而上传播，和早期教会的这些特征，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却已经改变了。
虽然教会理论上还在坚持教义，但婚礼仪式依然越来越复杂。入教的上层人士根本不管经书里的教诲，经常互相攀比生活的奢侈，仪式规模越来越大，开销也越来越惊人。
到了今天，婚礼的情况，和古罗马时代，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虽然名义上是拜上帝教形式的婚姻，但古时候出现的问题，现在也一个不少地重现了。决定婚姻的依然是双方家族的父亲，大家看重的也依然是钱财而非灵魂的契合。修士们自己都没法解释，怎么会重复出现这种事情，只能怪罪于世俗欲望的腐化。但他们的呼吁，也总是没什么效果。
彼得神父对此很是感慨。早期的教会就是从底层发展起来的，教会的生命力也来自于社会的根部。但现在，教会走上了古代罗马的老路，也不知道今后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来自基层的组织，重复一遍当年的情况，最终像教会取代古罗马祭司一样，把教会也取代掉。当然，他们估计也只能压制一段时间，最后一样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吧。
郭康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自己平时天天倡导节俭，也带头反对奢侈，但是除了自己，其实也管不到几个人。社会中的这些状况，可能确实不是他个人力量能够改变的。
而且，这些问题，也不是古罗马的个例。那个时候的汉朝，同样在面对相似的情况。
两汉时期，随着国家强盛，经济发展，从上层到民间，都开始崇尚奢侈。贵人结婚，聘礼多至巨万，其他人也争相效仿。时人描述说，富人为此争相攀比，穷人则耻于不如别人，结果“富者空减，贫者称贷”，已经影响到了众多家庭的正常发展。
而从结果看，能借到钱结婚的人，可能都不算真的穷了。当时，郡县的官吏，都经常有贫困不能结婚的。史书记录里，甚至有郡里议曹的掾吏，到了五十岁都没钱结婚的。最后，还是太守和同事们给他凑钱，才给够了聘礼。
汉朝的制度，郡里各曹的掾吏，是太守自行任命辟用的，全郡一般也就几十个编制。其中，议曹负责给太守出谋划策，也主持官吏开会，并整理大家的意见给太守上报。因此，一般只有亲信人员，才安排这类岗位。平时能直接在长官门庭下出入，号称“门下吏”，地位比普通的列曹掾吏还要高。这样的人都结不起婚，可见社会上的情况，到了何种程度。
《地理志》中，许多地方都以结婚成本高昂出名。首都长安“闾里嫁娶，尤尚财货”，卫地“嫁娶送死过度”，蜀中甚至为了婚姻“倾家竭产”。因为社会大体太平，女子也能主动出击。史记说，从郑地到赵地，妇女精心打扮自己，还专门拿着乐器作为装饰，不远千里地出行，也不管对方老少，只希望富贵的人接受自己。
而且，不止是中原故地，连边疆地区，都迅速沾染了这些习惯。汉代，九真郡地处交趾以南，当地土人十分原始落后，连耕种都不会，要靠打猎来和交趾人交换粮食维生；也没有稳定的夫妻关系，更别提形成家庭。不过就算这样，当地人也迅速学会了索要聘礼，也不知道怎么这方面汉化这么快。
光武帝时，太守任延在九真郡推行教化，教百姓开垦田地，使用农具。还鼓励他们结为夫妻，组成家庭。结果土人也有不少因为没钱，交不起聘礼的，太守就带领各级官员，拿出俸禄帮他们垫付，因此同时娶妻的就有两千多人。
土人有了田地和家室，后来又有了孩子，从此安居下来。他们因此对任延十分感激，为他建造生祠，很多人还用他的名字给小孩起名。郡里遇到事情，土人就跑来助战，还主动帮忙守卫边关，因此连戍边的士卒都得以省掉了。
很可惜的是，这种情况毕竟是个例，大部分地区，官府对这些情况依然无能为力。朝廷里的官员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汉宣帝的时候，谏大夫王吉就上书劝谏过，认为“聘妻送女无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可见这种风气已经影响了国家人口，必须加以干涉。
汉宣帝本人也下达了命令，规定低级官吏和普通民众的婚姻开支不得超过上限。但皇帝的干涉，也没法改变社会风气，最终依然没能产生足够的效果。
整个两汉时期，也和罗马一样，没有找到面对这种问题的解决方式。而后世，这些情况也总会反复出现。这根本不是朝廷几道命令，或者大儒们苦口婆心教育，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