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为何这些民众初到胜利港，就愿意加入民团或是当保安替那些海汉人卖命？莫非海汉人给的报酬极高？”贺强不解地问道。
魏平解释道：“这事我先前也一直不解，后来才慢慢知道，原来海汉人以‘公社’为单位，对本地平民进行收编，凡是入了公社的平民都被称作‘社员’，待遇也较一般民众好得多，所以来到这里做工的百姓都以进入公社为目标。而一家人中只要有一人入了民团或是当了保安，家人便可迁入到公社中居住，享受社员的各种福利。”
“原来如此……”
李奈和贺强此时都想到了昨天去参观过的农场公社，那里的各种制度安排给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却不曾想公社与本地民团之间还有如此的联系。
“不仅如此，据说海汉人在离此十几里远的内陆修建了大片工坊，据说还开了一座铁矿。在工坊中做工的收益比在港口劳作和开荒种地更高，只是要进入工坊做事不是那么容易，必须得先有‘社员’的资格才能接受海汉人的进一步挑选。”魏平继续解说道。
经过魏平这么一番解说，李奈和贺强也算大致明白了这地方究竟是怎样一个社会结构。这些新移民来到胜利港之后经过筛选，首先会被分流到各个工地上做事，其中表现较好的一些人会被选入到“公社”当中，而公社中表现较好的人，会被选入等级更高的工坊做事。至于在工坊之上还有什么样的设置，李奈就算不用问也能想到了。
据说此地的海汉人不过数百，要管理好日益增多的民众，肯定需要提拔一些本地人来做基层的管理工作。从新移民、普通劳工、社员、工坊劳工，到更高的用工等级，海汉人为普通民众设计了一套上升通道系统，不管这些人奋斗到了哪个等级，一定还会有新的诱饵摆在他们面前，诱使他们去为之努力。
这套社会结构其实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大明社会中同样也存在这样的上升通道，比如贺强这个“福瑞丰”的高级管事，就是从端茶跑腿的小厮一步一步做上来的。真要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李奈认为海汉人对本地的管理手段更像是将民政治理和经商挣钱两件事结合到了一起。
若是大明的地方官府，一般只会治理民政，至于民众如何做工糊口，官府是没有那个闲心去管的。除非是修路治水这种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工程，否则官府绝对不会把民众组织起来开工——毕竟组织大规模的工程是一个相当劳神费力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很少会有地方官员乐意主动去做这种事。
而善于挣钱的商行一般也不会组织民众进行生产，这不但是管理上会遇到很多难题，同时很容易被人扣上“纠集民众、网络民心、意欲不轨”之类的帽子。就算像“福瑞丰”这样在广州根基深厚的商行，也顶多就是组织个商队，在老家弄个民团，绝对不会像海汉人这样搞什么“公社”，将成百上千的民众组织到一起修村建寨自成体系。这种事要是出现在广州，李奈敢保证这帮海汉人早就全部被抓起来下狱待审了。
但海汉人将民政管理和商业经营已经揉合到了一起，本地的民众被组织起来进行规模化的生产，李奈从昨天去看过的农场公社便意识到了这一点。这里的农田全部是统一耕作，统一收割，收获的粮食也全部进入公共粮仓，由海汉执委会统一安排。
海汉人对于农业生产的安排细化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李奈甚至发现他们对施肥的频率、数量和种类都作出了十分详尽的规划，这是他过去在任何一处农村都没有见过的现象。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了农场的运作情况，李奈恐怕只会认为高欢所说的水稻一年亩产能达千斤是在吹牛皮。
以海汉人做事的风格，李奈不难想象，他们一定也在精盐和玻璃的生产中采用了类似农场公社这样的管理方式来组织生产。事实上前一天的接风宴上，施耐德就已经向他透露过，第二天会安排他们去参观本地的盐场公社，以增强他们对长期合作私盐买卖的信心。
李奈从昨天的农场公社参观中得知，只有一个规模很小的“公社管委会”作为农场管理机构，但这个管委会只是起到统筹协调的作用，而具体的事务则是由社员们所组成的各种职能细化的机构来负责实施，比如什么农技会、健康会、红白理事会之类的一大堆。当时介绍的时候听得李奈头都大了，现在回想起来却意识到了海汉人这样做的深意。
以海汉人在本地的发展速度来看，不管是农场公社或是别的生产场所，规模的继续扩大只是时间问题，而下面这些基层的管理机构也在随之扩大，海汉人已经开始任命一些本地人出任民政方面的管理者。这跟大明民间的保甲制有着根本的区别，这里的公社并非民间联保自治，而是由海汉执委会进行组织和管理，同时这些工作人员现在已经享有海汉人发放的工饷，在李奈看来他们就跟替衙门办事的小吏差不多——也就是说海汉执委会在本地的民政管理当中已经在全面取代地方官府的功能。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李奈不得不承认海汉人在民政管理方面做得极好，其成效远远超过了地方官府。而民众的丰衣足食反过来也保证了此地的民情安定，社会秩序良好，而这正是李奈这样的商人所看重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