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真上一次来台湾岛的时候，并没有经历过梅雨季的洗礼，特战营在三月的战斗结束之后就离开了台北，在澎湖短暂休整之后，次月就北上去了浙江。而这次从他们今天一早登陆苗栗海岸开始，天上的雨水就没停过，虽然身上有斗篷雨衣遮蔽，能够近乎完美地抵御目前这种程度的小雨，但在林间行军几里地之后，脚上的鞋袜却是不可避免地湿透了，走动时脚下如同踩在泥泞之中，这滋味实在不太好受。
为了不暴露行迹，队伍连火把都没点，一路上就靠着每个班两盏防风油灯提供照明，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预定地域。而宿营地的搭建过程也很简单，在林间扯开方形的防水帆布，四角用绳索固定在周围的树干上，再在下面以同样方法固定行军吊床，就能大致凑合睡几个小时了。只是猫里社已经距此不远，特战营的战士们不能在这临时营地里生火驱寒，烤干鞋袜衣物了。
值夜的人选在出发之前就已经安排好，倒是不用临时抽选了。孙真排在凌晨值守天亮前的最后一班岗，所以还可以安心地睡上几个小时。他在睡前将鞋袜脱下，用力将袜子拧干，搭在吊床一头的绳索上晾着，这才倒下睡去。虽然晾这么大半个晚上不见得能干，但起码能稍稍好受一些，至少在心理上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台湾岛上的土人在入夜之后就不会再离开部落外出，这是孙真去年在台北作战时所学到的常识之一，所以他才敢这么大心脏地脱去了鞋袜安心睡觉。只要不生火发出光亮引来注意，这处营地至少在天明之前都是安全的，而在那之前，他们这支队伍肯定已经结束休整离开这里了。
孙真被换岗哨兵叫醒的时候，差点从吊床上翻下来。他倒不是不适应这种条件，以前野外拉练的时候也没少睡吊床，而是刚做了一个噩梦，梦到自己随大部队回到登莱，却发现自己家里的亲人全都穿上了明军军服，站在登州城头，呵斥自己是卖国求荣的叛党。孙真虽然努力辩解，但他的亲人却根本不听，反倒是齐齐操起弓箭向他射来。
眼看即将万箭穿心之际，孙真便被叫醒了，庆幸之余也不免有些后怕。想想自己逃难到海汉治下已有近两年时间，完全失去了与故土亲人的联系，也不知他们是否躲过了那场兵灾，现状又是如何。如果年内真有机会随军北上回归故里，倒是要想想办法探寻家人的下落，最好能将他们全都迁出大明，到海汉治下地区定居。
至于在梦中被亲人斥为“叛党”一事，孙真倒是没有太放在心上，当初就是被大明官军害得家破人亡，背井离乡，若不是海汉出钱出粮救助，他恐怕早就饿死在逃难生涯中了，如今拿着饷钱吃着兵粮，为海汉卖命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孙真很快收拾停当，拿着步枪，提着防风油灯，到了营地外围值岗的哨位，然后便灭了油灯，静静地站在黑暗之中。这个所谓的哨位其实也就是一处土包之上，勉强能看清周围一小片区域的动静，而穿着深色斗篷雨衣背靠大树站着不动的哨兵，在黑暗中基本就是隐形的存在。
孙真身上并没有计时的装备，所以对于时间的流逝也只能通过估算。正常情况下他可以观察星空和月亮的位置来判断大致的时间，但现在天上还在降雨，根本就看不到任何参照物。不过他是今晚的最后一班岗，也不存在交接班的问题了，只要耐心等待天明就行。
孙真知道首长们有一种名叫“手表”很小巧的计时器，几乎每一位首长的手腕上都带着一只，只要看一眼便知道当下是什么时辰，白天晚上都一样准确。而且极少数高级军官，似乎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奖励，比如他就曾经见过营长高桥南手上有一只手表，据说是钱天敦将军颁给他的赏赐，如果自己今后也能靠着军功升到营长的职位，或许也有机会得到类似的奖励吧。
当然他所不知的是，三亚大本营的仓库里还封存了为数不少的廉价自动机械表，都是穿越前在国内厂家大批定制的型号，专门就是用于打赏功臣的。如果一年只发个十只八只的，那差不多够发到下个世纪初了。不过以海汉现有的工业发展速度，应该在那之前就能自行造出可随身携带的计时器了。
凌晨时分，雨势居然慢慢停了下来，孙真伸出手去感受了一下，然后便将斗篷的帽子向后脱下，深深呼吸了一下雨后林间的新鲜空气。看看天色将明，孙真慢慢活动了一下站得有些僵硬的腿脚腰肢，回到营地见另外几处值守的哨兵还未归来，便先叫醒了还在熟睡中的战友们。
因为不能在这地方生活做饭，早餐自然也吃不了热食，只能干粮就水填下肚子。不过这次行动预定只有一天时间，随便克服一下也就过去了，倒也不至会对士兵们的状态产生太大影响。众人默不作声地啃完干粮，排长便让各班班长集合队伍，分头向目标地区出发。
由于之前抓到的俘虏所能供述的信息很有限，海汉目前并没有掌握猫里社的具体所在地，只能是在地图上划出了一片区域，这也是指挥部要安排这样一支队伍来这边作实地侦查的主要原因。按照事前制定的计划，整个队伍分为四支小队，四个班各为一队，各队间距保持在大约两百米，平行向南搜索行进。
指挥部根据俘虏的口供，推断猫里社的人口大约在五百至千人之间，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误差空间，主要是还是因为俘虏的口供含混不清，难以提供准确的数字。而人口的差异肯定会在部落占地规模，成员活动范围等等方面体现出来，士兵们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现土人活动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