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大的乱子,朝廷肯定要在事后追究责任,但这个锅肯定不能由最高决策者来背,那就只能清算各级地方官府抗清不力的罪责了。
原本这个背锅的人选应当是制定应对策略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但这位杨大人又岂肯自行背锅,便上书启奏了地方各级官府和明军的五大罪状。
一是守边失机,二是残破城邑,三是失陷藩封,四是失亡主帅,五是拥兵观望。于是经过他一番巧妙的推脱甩锅操作,崇祯下旨处理了一大批替罪羊。
这其中包括了蓟镇总监中官郑希诏,分监中官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巡抚倪宠,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及其副将以下至州县有司,包括那位一心想在德州设立防线阻击清军的山东巡抚颜继祖,共计三十六名官员以死罪论处。至于被贬被削的官员,数目更是几倍于此,可谓是一场官场巨震。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原本历史上在这场战事中不幸战死的兵部侍郎卢象升,倒是侥幸活了下来。这客观上也得益于海汉早先向其提供的一些武器装备,其中的二十门火炮帮助卢象升在最后关头守住了贾庄,击退了清军的围攻。只是他上面还有杨嗣昌这个家伙压着,免不了也被硬塞了轻敌畏战一类的罪名,如果不是有实打实的几百颗清军人头抵罪,那他的兵部侍郎职位估计也会被贬了。
处置了这么多的官员,但朝堂上真正的决策者却毫发无损,这就相当于是在诏告天下,输掉战争的是各级地方文武官员,而不是朱家统治下的大明。
而这一口气腾出来的几十个高级官位,自然也是引来了许多人的觊觎,围绕这些官位所展开的勾心斗角和利益交换,让整个朝廷的注意力根本就没有放到本可以左右局势的海汉身上。
没有人敢在朝堂上提及为何当初清军入侵,大明不及时向海汉请求支援,如果海汉能像救助朝鲜那样派出军队入明作战,那么依托京畿地区的纵深防御带,也未必就不能把清军挡在京城以北的山区。
如果追究此事,那就是在打崇祯的脸,因为当初否决对外寻求援助的人,正是崇祯皇帝。但实际上在长达半年的交战中,明军为数不多打得比较像样的战斗,参战部队几乎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海汉出产的武器。
特别是侥幸在巨鹿贾庄逃过清军围攻的卢象升部,所装备的二十门海汉火炮和四百支海汉出产的火枪,在与清军的交战中发挥出了相当不错的作战效能,让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清军最后不得不主动放弃了对贾庄的围攻。
这样的战绩虽然没能在战后得到朝廷的公开嘉奖,但像卢象升这样的亲历者又岂能不知自己击退清军的秘诀是什么。所以在清军退兵之后,他也上书朝廷,建议让兵部联系海汉,大批购入海汉武器,并聘请海汉军官操训明军,以演练更为先进的火器战术。
然而兵部尚书杨嗣昌却明确反对卢象升的提议,他的理由是海汉虽然是名义上的军事盟友,但如今却公然占领着大明多处领土,而且丝毫没有要将这些地区的控制权归还大明的打算。此外海汉还别具用心地裹挟了安南、朝鲜这些传统的大明藩属国,让这些小国脱离大明的藩属体系,实在是有损天国上朝的权威。
而对于卢象升一直大力推荐的海汉武器,杨嗣昌也声称完全可以让工部的军器局、兵杖局、火药局等部门对海汉枪炮进行仿制,而无需在军费紧张的状况下还动用巨额钱财去购入海汉武器,卢象升坚持要购买海汉所产武器,恐怕是要从中收受好处云云。
崇祯一琢磨,似乎也的确是这个道理,如今国库空虚,要购买昂贵的海汉武器,那恐怕又得向民间加征赋税,但既然这些武器能仿制,那我何必还要花高价买。至于卢象升的建议到底是发自肺腑还是为了私利,崇祯也懒得去琢磨真相,他只希望能够尽快让大明的边防部队都装备上更好的武器,将北方的恶邻堵在国境之外,这样才能有时间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崇祯与杨嗣昌都是不懂兵工技术之人,又没有亲自上过战场见识海汉武器的作战威力,所知的一切都是来自于各种书面和口头汇报,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就见鬼了。更何况杨嗣昌此人私心颇重,一心要打压卢象升,以免被他拿了战功之后顶掉自己的位置,又岂肯让朝廷动用资源去提升卢象升麾下部队的战斗力。
于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卢象升的提议也完全没能获得朝廷的重视,倒是杨嗣昌提出的加征练饷方案,没费什么周折就获得了崇祯的首肯。
杨嗣昌建议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辽东、蓟镇,及保定、畿辅、山东、河北各镇,由各总镇、巡抚、总兵分练精兵,东西策应,闻警即至。至于所需的军费,就通过增加民间赋税来获得。
于是原本就要加征辽饷、剿饷的地方,如今又得再增加一道练饷,全国为此要向民间多征收七百三十万两白银,而几种加征的战争赋税算在一起,竟然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万两。这让无数原本就已十分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特别是中原农民军活动频繁的地区,有更多的民众会因为无法负担这些饷银而被迫加入到造反的队伍中。
当然这些长远的弊端暂时还未显现出来,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会意识到这样压榨民间的后果。但朝堂上的看法是要不顾一切先挡住清军的年年入侵,再来慢慢解决内部矛盾,所以也根本没人能说服崇祯优先考虑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