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鹿你是留学日本的，又参加了日俄战争，上过满洲战场。你倒是说说日本此举意欲何为啊？”
徐绍桢所指的‘日本此举’，便是中日最近签订的一项条约。
日俄“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后，日本于1905年10月派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来北京与清廷代表交涉‘东三省善后事宜’，实际上便是要求清廷承认朴茨茅斯合约的内容。清廷派出以北洋大臣袁世凯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一开始，日本便提出“大纲”十一款作为讨论基础，态度傲慢，宣称日本与俄国开展是“为了整个东亚的安全”，处处以中国的恩主自居。
小村表示日本以巨大的牺牲阻止了俄国占领满洲，中国理所当然应该报答日本的恩情，不仅应按照朴茨茅斯跳跃无条件地同意将俄国在满洲南部的权益让与日本，而且要给日本以日俄额约规定之外的其他特权。对此，袁世凯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双方争执激烈，原本以为中国会乖乖就范的小村对袁世凯的态度大失所望，会议屡屡陷入僵局。
最后，小村以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尚暂留在满洲的重兵的强权地位要挟，威迫清廷接受日方的要求。双方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除承认朴茨茅斯条约中将俄国在南满利益转移日本之外，还同意日本经营安东至奉天的铁路、允许日本在鸭绿江右岸采伐林木，以及日本得以在营口、安东和奉天划定租界等。
条约一签，举国震动！原本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将日本视作现代化的良师益友，不少人真诚地相信日本推出的‘黄种人共同战胜白种人’、‘日支一体同盟’、‘东亚亲善’等口号，却没有想到日本打败了俄国后，居然翻脸不认人，反过来又从中国身上狠咬一口。
从日本的立场而言，由于日俄战争得不偿失，天文数字的军费和外债、以及国内民众对战争结果的不满压得日本政府喘不过气来，只能想尽办法从他处捞取些好处，填补国内的空洞。在这情况下，日本上下自然认为日俄战争后把满洲主权‘还’给了中国，中国理应对日本的牺牲做出补偿。
受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影响，原本处在蜜月期的中日关系渐渐淡化，国内不少新兴报纸更是指责日本实质上与其他列强帝国主义毫无区别。
早已知道事情经过、又深切明白当今日本局势和民意的刘继业，结合他可怜的后世历史知识，稍一琢磨后便回答道：“大人细想，这日本自古便是穷荒之地，苦了上千年，方才在明治维新后翻身，一跃成为近代化的国家，可不正如暴发户一般？因此日本国民上下一方面自卑、另一方面又极其自傲，以东亚盟主自居，处处要表现出其日本之伟大。学生当初留学日本时，便深有体会日人自大傲慢之处。”
“对于日本而言，虽然通过明治维新成为工业国家，但纵观世界格局，却是被白种人所包围。在当今西方列强不断叫嚣种族至上论的时候，身为世界唯一的黄种工业国家，日本自然担心遭到各国列强的围攻，因此其拉拢中国，更多出于无奈的自保。”
“然而日俄一战后，日本发现西方列强并不团结，甚至极为分裂。而西方政界也并未受到种族论的过多影响–虽然各国报纸大都嘲笑日人，但英国和美国的政商依然为日本提供了能够让战争维持下去的资金。况且俄国战败后，日本最大的威胁已经消去，加上确定了西方的种族论不会影响到主流政界后，其对于中国自然不再需要，态度也就愈发与列强一致了。”
这番分析头头头是道，引得徐绍桢点头不断。
“然而相比远在欧罗巴或亚美利坚的西方各列强，日本距离中国实在太近了！更严重的是其在亚洲的唯一有效威胁，俄国业已战败，其实际上已在亚洲无所遏制。一旦列强注意力转移，比如法德之间爆发大战，则日本必然乘机蚕食我中国，最终使我成为彼之印度也。”
说到这里，刘继业表情已是颇为凝重：“学生曾在日军中任职，深知日军侵略性极强、战斗力也属亚洲之冠……其爪牙渐丰，未来必然成为我中国之大敌！因此朝廷编练新军，锐意改革，乃是救亡图存之大举，不如此不足以挽救中国与亡国危境也！学生有幸蒙大人器重，授以一标之兵，只能努力操练，拼命练出足以保家卫国之精兵，如此方能上报君上大恩，下报大人栽培之恩！”
本身就是新派人物的徐绍桢对刘继业的一番话，和表忠心自然认同，他赞赏地笑道：“当今皇上和皇太后也是清楚我大清之困境，因此锐意革新，国家已有起色了！如今包括两江总督端方大人在内的国朝五大臣已出洋考察，待其归国后必能更进一步推动新政的施行，我大清可是大有希望的啊！”
受日俄战争的影响，慈溪太后一方面废除科举、加速新军的建设之外，也准备效仿明治维新派出五名重臣出洋，前往日本、美国、欧洲各国考察政务、商务。
历史上准本九月出发的五大臣在北京火车站遭到革命党炸弹袭击，两名大臣被炸伤，被迫延迟了出行。然而这一时间线已被刘继业的出现所改变，原本施行炸弹袭击的革命党吴樾因为不明的原因并未发动袭击，五大臣得以顺利出发，此刻已经在太平洋前往美国的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