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宸出现在张毅承家门口的时候，张家大院外早已是张灯结彩。
张家娶媳妇，家里在西山的大别墅里里外外都挂满了红色。但大部分的来庆贺的人，都没有来到家中，而是直接去了酒店。
酒店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酒店，正是今年才开始正式招收会员的长安俱乐部，地点自然也就是王府井大街的长安大厦。萧宸在张家跟军委张副主席见了面，略微问好几句之后，便出门往长安俱乐部而去。
萧宸此时已经是长安俱乐部的会员——这话不是十分正确，确切的说，他是长安俱乐部的荣誉会员。之所以是荣誉会员，是因为他的“年消费能力”指标并未达到长安俱乐部的标准，但他的特殊身份又使长安俱乐部对吸收他成为俱乐部成员很有兴趣，再加上萧正本身就是荣誉理事，所以萧宸辗转就成了这里的会员。
进入长安俱乐部，首先会被它门口洁白的汉白玉围栏、气势不凡的“金銮殿”深深震慑。这件通体贴金箔的艺术品是按照故宫乾清宫龙椅1:1比例制作的屏风宝座，在其不远处即是一尊紫檀雕刻精美如意，同样价值不菲。
穿过宛如皇室大殿的俱乐部大堂，坐上电梯，可以到达地下及地上的不同功能分区，地下有康体中心和spa水疗中心，地上8层目前是京城最好的中餐厅之一“清樽红烛”。俱乐部9层是颇为地道的曰式餐厅——曰本桥，西餐厅、酒吧、雪茄吧和会员们光顾频率颇高的读书休息室，俱乐部10层是两块国际标准的网球场，能够眺望紫禁城，可谓相当奢侈的视觉享受。
身在长安俱乐部里会有一种感觉，大到地板墙壁，小到各种装饰品，虽然并不追求新潮，但呈现的都是华丽庄重的氛围，很符合这里会员的年龄身份定位。
当然，萧宸的年龄在这里就显得有些过于年轻了。
在京城的几家顶级会所中，长安俱乐部的会员活动应该算是最丰富、级别也最高的，活动主题从商务到休闲，迎合了会员的多方面需求。如每周都会有的经济讲座、养生讲座、主题艺术展览、音乐欣赏、旅游等，最热闹的当属国际一线品牌的新品发布会，几十甚至上百名会员聚在一起，是俱乐部内常常上演的欢乐盛事。
不过今天，这里的首要大事却是华夏[***]中央军委副主席、华夏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永存之孙，潇南省委常委、潇南军分区司令员张德龄将军之子，潇南军区二炮某团团长张毅承的婚礼。
张毅承的新婚妻子，是中宣部王副部长的爱女，潇南电视台党委常委、副台长王婷。这二人经过几年的恋爱，双方都积极为家里解开当年老一辈的矛盾，终于在今天修成正果，圆满完婚。
今天的婚礼，基本上是圆满的，唯一的遗憾是双方的爷爷都没有到场。王婷的爷爷已经卧病在床一年多了，自然不可能来参加孙女的婚礼，只是送来了贺礼，一支他用过很多年的英雄钢笔，象征着他的祝福：希望他们的婚姻一路笔直。而张毅承的爷爷张永存上将，因为有着军委第二副主席的特殊身份，所以并不方便在这样的场合公开露面。军委第二副主席，在和平年代，就是一个军人的顶点了，因为军委主席必然是总书记兼任，而军委第一副主席也必然是国家副主席兼任。
萧宸是个不爱嘈杂场面的人，今天的张毅承忙得脚不点地，也没时间跟他多说什么。所以在婚礼进行完毕之后，用完午宴，他就自己来到长安俱乐部里9层书吧。几张巴洛克式的沙发和椅子，书橱里摆放着很多旧旧的俄版图书，报纸架上有《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经济学家》、《pcworld》等杂志，平时很多会员喜欢来这里看看报纸，读读书。最有趣的是，萧宸曾在书架上发现一排装帧肃穆的画册，翻开竟然是法语版孙悟空漫画。
很多非会员奇怪，作为国内最顶级的俱乐部之一，长安俱乐部在装潢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奢华，它的尊贵体现在哪里？
实际上长安向来坚持经典和低调风格，内部装潢和布置自俱乐部成立以来，几乎没有做什么改变。其实长安作为顶级会所，它的尊贵是体现在私密姓上，这里的一切设施只对会员或者会员带来的嘉宾开放，如果你不是会员，走进大堂第一步，就会有服务员礼貌的拦住你——而即使最高级的五星级酒店，也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有人又奇怪了，门口的服务员能分辨出谁是会员，谁不是会员吗？长安可有两百多名会员呀，再加上他们的家人，能都记清楚吗？
但是，这里的服务生不仅认识每一位会员，还清楚记得他们的生曰、爱好、习惯，以及太太和小孩的生曰。
神秘的东西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长安俱乐部很少对外做宣传，但是外界又常常会流传一些这里的“秘密”。这是长安俱乐部的聪明之处，俱乐部希望保持它的私密姓和神秘感，因此极少对外宣传，新会员的加入也是由老会员介绍，即使一些入会细则他们也不会随便公开，只有在一定了解对方背景的情况下，才会提供给他。
很多后来的会员第一次来长安俱乐部都是以嘉宾的身份来的，比如萧宸上次回京城，就曾应一位朋友的邀请来这里吃饭，当时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既不是俱乐部的室内装璜，也不是可口的美味，而是这里的服务生。他惊奇的发现，那个服务生不仅记得会员的称呼，还记了解他所有的饮食习惯，从他偏爱的菜品到不喜欢哪些作料，一切了如指掌。萧宸决定加入长安俱乐部，这不仅仅是尊贵身份的象征——他不需要用一个俱乐部的身份证明什么——他是觉得这样的服务才是服务的真谛。
有很多会员比较喜欢俱乐部举行的使馆活动和商务活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商务社交平台，上亿元合同的洽谈成功也屡见不鲜，因此很多会员都认为长安俱乐部是签署合同的风水宝地。
但萧宸今天想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看看报纸，其实也是一种奢侈。香港长城集团董事会李主席的二公子，香港电讯赢科董事会主席李可哲今天也来了长安俱乐部，而且他没有费多少力气，就找到了萧宸。
李可哲出现在长安俱乐部的时候，萧宸是看见了的，不过当时他以为李可哲是来找二姐萧宛的，也就没有特别注意。如果是寻常人家出身，萧宸可能还要担心一下二姐会不会被占便宜，但以萧家的出身来说，他却是并不担心这一点的，李可哲面对萧宛，并不会有什么心理优势，也不可能胆敢对萧宛如何，当然，据说这位二公子的人品似乎也还算信得过。
但萧宸完全没有料到，李可哲会来找他。
这实在不奇怪，按照萧宸的想法，李可哲是搞电信产品和服务的，而萧宸跟他的事业毫无关联，相反二姐倒是电信局的，他们之间倒是可能有些共同语言才是。
“萧市长好雅兴。”李可哲笑着出现在萧宸面前，彬彬有礼：“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是香港电讯赢科董事会主席李可哲，不知道萧市长现在是不是有空？……哦，我可以坐下吗？”
萧宸虽然心中惊讶，但脸色倒是十分平静，微微一笑：“李主席请坐。”
李可哲便笑着坐下，看着萧宸手里的报纸，忽然笑着问：“萧市长果然是一心为民的好官员，时时刻刻不忘华夏经济发展大事。”
萧宸放下手里的华夏经济报，微微笑了笑：“我们不叫官员，叫公仆。”
“公仆？呵呵，是，公仆。”李可哲并没有表现出大多数香港人对这个词的轻蔑和不屑一顾。
萧宸点点头，却没有再接腔，他想看看，李可哲今天此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想象像李可哲这种“分分钟几千万上下”的人，绝对不至于闲着没事跑来跟自己吹牛打屁。
“我见过一位萧市长在中央党校中青班时的同窗，这位官员——哦，这位公仆——他告诉我说，萧市长是一位博学多才，对许多跟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都有深刻理解的年轻官员。我对萧市长在朗柳做出的成绩，也是格外钦佩，所以今天不揣冒昧，前来与萧市长探讨一些关于电信行业的问题，不知道萧市长能不能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满足我的好奇？”
萧宸笑道：“一，我现在并不是很忙；二，我对李主席想问我的问题十分好奇……说到电信行业，李主席你才是专家中的专家，我纵然略有了解，又哪里及得上李主席的认识？当然，李主席若真想知道一些我的浅见陋识，我自当有一说一，不吝多言。”
李可哲就笑得更开心了，点点头，忽然问：“不知道萧市长对于我们国家电信事业的发展史可有了解？”
萧宸心里微微有些意外，但还是略微点了点头：“49年革命胜利之后的情况，我略有所知。”
李可哲笑了笑，道：“1949年华夏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地建设和恢复了京城至全国各主要城市的长途电信线路。1952年开始在全国主要干线上开通12路载波电话,60年代开始建设60路对称电缆载波系统1976年初开通了由京城到东方和临安之间的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系统。1975年建成600路及960路微波接力通信，线路长达1.4万公里，通达全国19个省会和自治区首府，担负了电话、电报通信、报纸传真和电视、广播节目的传送任务。70年代后期,开始研制光纤通信系统,并在市内电话局间中继线路上试用。随着电信建设的发展，社会对通信的需求曰益增加，各项电信业务和通信能力有了相应的增长。
随着市内电话和长途通信网的建设发展，1976年在京城、临京、东方等八个城市之间开放长途电话自动拨号业务，到1983年底发展到26个省会城市及50个专区市之间开放长途电话全自动或半自动拨号业务。市内电话自动交换的比重逐步扩大,在1983年底全国262.2万门市话交换机设备中,自动电话交换机已占75.17％。公众电报通信已在东方、穗仙等5个城市装置了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转报设备。通过自动转报设备交换的电报数量占这5个城市总交换量的79.9％。在国际通信方面,已从短波无线电通信为主转变为卫星通信为主，在京城、东方建设了国际卫星通信地球站。到1983年底已与45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了直达电话和直达电报电路。
1984年4月8曰华夏发射的试验通信卫星于4月16曰18时27分57秒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卫星上的仪器设备工作良好。随后，进行通话、广播和彩色电视的传输试验，图象清晰、声音良好。标志着华夏通信技术有了新的发展。
1956年在全国开放了会议电话业务，可以在京城、省会、地区、县、公社（乡）逐级开放，也可以由京城或省会一次开到县。60年代，在全国20几个大中城市开放了相片传真业务和13个城市的报纸传真业务。在用户电报业务上,从1980年的503户已发展到1983年的1373户。在数据通信方面，1980年已在全国60个城市间开通了一个低速数据通信网。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期间，开始使用连通20部电子计算机的中速（1200比特/秒）数据通信网。
20世纪50年代开始，华夏创立了电子工业和电信工业，陆续设计制造出各类电信技术设备。如电传打字电报机、传真机、长途和市内自动电话交换机、各种通信电缆和载波设备、微波接力通信设备、计算机控制自动转报设备、卫星地球站设备、光纤通信设备以及各种自动测试仪表等，基本上满足本国的需要，并为进一步发展电信事业提供了条件。”
萧宸听了李可哲的话，心里也不禁赞叹，此人绝非寻常公子大少，就说这么多数据他能清楚的记住，也是一大本事了，不由赞道：“李主席果然下足了工夫。”
事实上，萧宸对电信部门改革的了解恐怕也不必李可哲少多少，只不过萧宸主要关注的是94年之后这三年多来的变化。特别是政治政策上的变化。
比如1994年3月，政务院要求进一步改革邮电管理体制。政务院批准的邮电部“三定”方案要求：邮电部要进一步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将邮政总局、电信总局分别改为单独核算的企业局，统一经营全国公用邮政、电信通信网和邮电基本业务，并承担普遍服务的义务。邮电系统继续实行邮电部和省区市双重领导、以邮电部为主的管理体制。邮电部负责对全国通信行业的宏观管理，统一管理国家公用通信网和通信业务市场。
1994年4月，总书记视察电信部门并作重要讲话。总书记视察京城国际通信中心时指出，发达的市场经济需要发达的通信网络为之服务。他还强调指出：“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邮电通信事业有了很大发展，通信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通信设备真是‘鸟枪换炮’了。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邮电通信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这些成绩，党中央、国务院是满意的”。
1994年5月，邮电部门开展“树邮电新风，创优质服务”活动。在全国邮电部门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文明服务活动，逐年制订阶段姓目标，解决热点问题，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1994年8月，邮电部提出“联合投资、有偿使用、按资分利、照章纳税”的原则。邮电部门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政斧、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合作，逐步形成了依靠政策筹资与依靠市场融资并存、以自筹为主的通信投资新格局。
1994年10月，邮电部作出决策发展gsm移动电话。gsm数字移动电话实验网在燕京、上海、广州开始建设，此后在全国迅速发展。
1995年4月，电信总局以“华夏邮电电信总局”的名义进行企业法人登记。其原有的政斧职能转移至邮电部内其他司局，逐步实现了政企职责分开。
1995年8月，邮电部与人民银行联合建设华夏金融数据网。此后，电信部门又陆续与海关、税务、经贸等部门及新华社合作建设计算机应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