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宸所在地厅级进修班开班之后，第一个阶段还是以上理论课为主，大部分时间是上午上课，下午自由学习。中央党校萧宸几年没来，里面的教学环境倒是又好了不少，“官学”的味道也是越发浓厚。而按照预定安排，大约一个月后理论课授课结束，便要开始到某地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对于中央党校地厅级以上的进修班调研，被调研的各地一般都是相当重视的，华夏官方用语是讲究规范的，而地厅级调研组的地位可以从很多地方的规范用语式新闻里体现出来，譬如“中央党校地厅级进修班领导莅临我市xx进行调研指导，市委书记xxx、副书记xxx、市委常委xxx、xxx、xxx等陪同调研。”当然之后一般还要加上一句“中央党校调研组学员们对我市xx表示赞赏，对于我市大力发展xx，弘扬xx的正确做法给予高度肯定。”可见中央党校地厅级调研组下地方调研绝非儿戏，各地莫不是相当重视，深恐给这批仕途看好的领导们留下不好的印象，至于省部级进修班，那就更不必说了，再二百五的地方领导也不会不把这批人当大爷伺候着。
“学员是党校的上帝。”不少中央党校的老师都如是说。作为官员之师，中央党校的教员们面临着非同一般的压力。
每次课前，坐在下面的省部长、市长拿着教务部发的教学评估表对教员的教态、理论观点表述等逐项评分。省部级的学员往往比较宽容，中青班和理论宣传班的学员思维最活跃，萧宸所在的地厅级进修班也不差，对老师也最挑剔。曾有人在课堂上强烈反对老师意见，最后把老师轰下去，这节课这位老师只拿到100分中的37分。甚至还有人因为老师的一句话不对自己口味，把老师告到教务部。
在目前的评分体系中，满分10分，低于九分就是教学事故。全校每学期结束时都会公布学员对教员授课的评估分，教学评估简报发到各个教研部、室。他们教研部也有规定，教员教学评估分低于各班平均分的，将被暂停在该班讲课。所以中央党校教员们的竞争也相当激烈，要是排名落在别人后面，面子上也过不去。
除此之外，讲课的分寸也不好把握。“课堂有纪律”是教员必须谨记的诫条。这五个字在中央党校有特殊的含义：讲课的内容不得有违中央的基本精神。要做到这点并不难。这里的老师对华共执政理念是认同的，关键在讲课的艺术和策略。
但在中央党校教书，容易陷入非“左”即“右”的评价。学员中也有两极化的情况。有人思想开放程度超乎想象，跟在欧美出生似的，也有人动不动讲阶级斗争、上纲上线——曾有课上，一个班的学员分成两“派”，唇枪舌剑争论激烈，以致老师无法正常上课。
也有学员更愿意选择保留自己的想法。不过实际上，有中组部的人在，说话也不一定非得很谨慎，有时敢说话的人反倒容易受到提拔。
而不同级别间的官员，少有交流的机会。好比萧宸他们这一批地厅级官员和他们上面的省部级官员吃饭都在不同的餐厅，住宿在不同的楼里，一些省部级干部学习结束后便回到京城住所。除非上级找他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否则很少会碰到一起。
学员们来自各个地区和省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在学员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对同一话题，他们常有不同方向的思考。
有一次一位女教授讲包二奶在艾滋病传播上的危险姓，某经济发达地区的学员立即反应：“包二奶嘛，包住了就没有危险了。”萧宸也恰巧在听那堂课，听了这话，也只好无奈地笑笑，许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学员以为这位女教授讲包二奶艾滋病防治是为了教育他们的个人行为，听完才知道是为了公共卫生。
此外，在进行理论学习的时候，学员们手里一般都还有一两个“课题”，比如萧宸现在手里就有两个：一个是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是中央进行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
由于中央党校的课题研究和决策部门关系紧密，有时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就是研究者发表的意见很可能是政策的暗示、是放刺探气球。比如前不久，华夏政斧多次申明“人民币不贬值”，而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一研究人员正在参加中央党校的进修，他正巧在此时以个人名义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前面的部分说得都很好，但最后，他表达了一点个人看法，说人民币的汇率应该有点弹姓，香港媒体认为这是中央政斧在放信号，结果当天香港汇市就发生波动，直到发计委领导表示人民币汇率不会变，香港汇市才稳定下来。
中央党校的威力，竟至如斯！
当然，萧宸对于中央关心中央党校以及其他智囊机构意见的表现还是很赞同的。事实上，除去各种公开渠道外，智囊机构影响高层决策还有一种方式，即各种“内参”，公开资料显示，这些内参一般可报送中办和政办。
中央党校某教授曾在一篇名为《中央党校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中提到，该校“有直接送中央有关领导的《思想理论内参》，也有内部发行的《理论动态》”。其中，《理论动态》曾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章后来引发著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华夏社会科学院网站上的资料显示，该机构有名为《华夏社会科学院要报》的内参，信息专报主要刊登社科界对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对策建议的稿件，不定期出版，每期发表一篇稿件，4000字左右。
社科院办公厅有关负责人曾表示，该机构“几乎每天都要向中办和政办报送材料”。而根据萧宸对现在主要领导人们的了解，估计这种增长态势自2003年以后表现会更为明显，他估计2004年该院报送的信息材料恐怕会是前一年的两倍。
之前的98年1月，某地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两个部门的摩擦事件。此事根源在于行政体制不顺。一个政务院的内参部门就同新华社合作，通过在四个省的实地调查和拍摄，搞了一个‘高速公路管理体制调查’的音像内参，报送中央。没过多久，他们就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中央办公厅要求他们写一个文字材料，后来得知，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思。通过这个事情，这些智囊们清楚感觉到：中央领导很关注行政体制改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