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书院的学统
中国学术史上的学统，不是仅指一种学术系统，而是包含着学术正统与学术传统的多重含义。清熊赐履《学统》一书，论儒家学术之系统为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等九人,这里所列的学统就具有学术正统、学术传统的双重含义。
书院历经宋、元、明、清，延续了一千多年,不仅构建了有别于官学的独特教育体系,而且也成为各时期的学术大本营,形成了各自的学统。
最初,由于学术大师们讲学书院,传播自己的学旨,引领后学,故他们的学术思想逐渐成为这些书院的正统学术,由此形成了书院的学统。如南宋时期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并在岳麓书院讲学,陆九渊在象山书院讲学,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明代的湛若水、王守仁以书院为基地阐发心学；清代的顾宪成讲学于东林书院,阮元讲学于诂经精舍、学海堂。学术大师们亲自复兴或创建书院,并在书院授徒讲学,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为书院树立了威信,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影响。书院有名师硕儒主持或讲学,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慕名而来。由于学术大师学旨相异,师承有别,且其教学宗旨各有特色,经过生徒传承,久而久之,遂形成了书院各自的学统。如有的书院重义理之学,有的则重诗赋辞章,有的重考究经史,有的则重经世之学。同样讲义理之学,其中又有讲理、讲心、讲气、讲性的不同。
书院的后学们自觉继承、尊崇、弘扬先师们的学术思想,使其垂之久远,构成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特色。对后学来说,发扬师说,光大门户乃是书院活动的要务。如胡氏父子、张栻等提出的独特的教育思想、学术宗旨,被碧泉、岳麓、城南诸书院的后学奉为学统。白鹿洞书院的弟子们如李燔、胡泳为了继承和光大朱子的学统,或自己创办书院,或讲学于书院,“或联讲会,作育人才”等,都旨在使学统传承不绝。阳明弟子虽因地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不同的支派,但他们都把阳明思想奉为学统,在发展和传播阳明学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一些山长主持书院时,能自觉继承书院学风,使之成为稳定的学术传统。如丽泽书院继吕祖谦后由其弟吕祖俭任主讲,他秉其兄之传统,说史谈经,注重对中原文献的研究,发扬其兄“泛观博览”、不持门户之见的传统。以后掌丽泽任山长的王柏、时少章、袁桷等人,仍以先人吕祖谦为师,追踪继轨,潜心于对历史文献的研习,又多在经、史、辞、章几方面有所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山长王柏,他从学于何基,一生无功名官职,尽力于研讨性命之学,学识广博,对天文历算、地理博物、汉字音韵、诗词书画都有较深的造诣,于经史尤为精通,颇多卓识独见。在王柏等几代山长的学术传承下,吕祖谦开创的婺学在丽泽书院发展壮大,在浙江形成具有显著特色的学术传统,对清代浙江学派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名师主讲、后学承传,是各书院能够形成各自独具特色学统的基本条件。除此以外,我们还应看到,书院学统之所以能垂之久远,备受尊崇,这与它尊道统为学统以及为道统而设教的祭祀极有关系。
众所周知,书院学统的形成过程往往也就是道统的创建过程。为了提高本学统的学术地位,书院大师总是把自己的学术奉为圣道承继的统系,即儒家所指由尧、舜、禹而至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的统系。据韩愈《昌黎集》卷十一《原道》中载:“斯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宋代著名的理学先驱孙复的学术思想的特点主要就是坚持儒家的道统观念。他认为：“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孙复.答张洞书.泰山集.）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载:“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他们都指出学术的根本任务乃是传承儒家的道统,也即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
两宋时期的理学家们为了强化自己的学术使命,也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往往将自己的学统与道统承传结合起来。南宋初期,许多理学家就把自己的学统奉为正统。胡宏在《碧泉书院上梁文》中表示要把书院作为振兴理学、承衍道统的基地:“庶几伊、洛之业可振于无穷,洙、泗之风一回于万古。”（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202.）可以说,南宋时期几乎各学派在强化各自的学统时,都宣扬了自己的道统观。朱熹被尊为道学集大成者为学界所称许。朱熹的弟子和一些后学把朱熹捧为孔子第二,黄榦说:“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道彰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继其绝,至熹而始著。”（宋史·道学传三.）这就把朱熹列入了圣传道统的体系。同样,陆九渊也声称自己是“道统”的真正继承人。他说:“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一始明也。”（陆九渊集，卷十.与路彦彬.）陆九渊的弟子则竭力宣扬陆学的正宗地位。可见道学家们之标榜道统论,无非是在争夺思想意识领域的统治权,而书院要抬高其学统地位,使其受到尊崇,总要和道统相结合。
为了使书院学统与道统结合,并使之神圣化,相关的书院祭祀得到了充分发展。宋、明以来书院的文庙专祠之设,实际上就是使学统与道统一体化了。
稽考历史,多数书院均有祭祀先圣、先贤的制度,主要是祭祀孔子及其弟子颜渊、曾参、子思、孟子“四配”,另外也要祭祀理学大师。熊禾云:“仆于云谷之阳,鳌峰之下,创小精舍,中为夫子燕居,配以颜、曾、思、孟,次以周、程、张、朱五先生,隆道统也。”（宋元学案，卷六十四.潜庵学案.）许多书院将本学派的创始人、本学派的代表人物也作为祭祀的对象,以便通过祭祀活动标榜本书院的学统。如朱熹“作竹林精舍,释奠先师,以周、程、邵、司马、豫章、延平七先生祀”（白鹿洞志.明万历二十年刻本.）其中罗豫章、李延平系朱熹的老师,是闽学一派的先驱人物,朱熹在祭祀中突出了北宋的几位道学大师和本学派的先驱,很显然意在标榜书院所尊崇的学统,以争得学术正统地位。
同样,象山学派也通过祭祀来提高本学统的学术地位。傅子云《槐堂书院记》云:“象山先生禀特异之资,笃信孟氏之传,虚见浮说不得以淆其真、夺其正,故推而训迪后学,大抵简易明白,开其固有,无支离缴绕之失,而有中微起痼之妙。士民会听,沉迷利欲者,惕然改图;蔽惑浮末者,翻焉就实；胶溺意见者,凝然适正,莫不有主于内。则智足以明,仁足以守,勇足以立。……于著诚息伪,兴起人心之功,亦可谓有光于孟氏矣。先生殁,郡县往往于其讲学之地立祠。”（抚州府志，卷三十三.清同治年刊本.）象山后学尊崇先师们的德业,在书院立庙以祭之,或虽无庙但以祭祀为授业之必需等,都旨在希望象山所创的心学学统能够发扬光大,使儒者具有崇本务德之心。湖湘学统的传承也很重视祭祀。明彭时云:“我朝推崇先生(胡安国),列诸徒祠,诚万世之公论,而崇安乃先生乡邑,矧可无专祠以起后人之景仰也哉？此太宗所谓尽心于书院而不敢后也。继今学者,仰而瞻其容,俯而读其书,一惟其道德言论,庶几进德修业,卓有成效,然后无负于太守表彰风励之意。”（重修胡文定公书院记.南岳志，卷十七.清光绪年刊本.）书院祀贤,实为勉士“见贤思齐”,不忘“希圣希贤”。
由上可知,不同书院因学统不同,祭祀的对象也有差别。正因为书院祭祀标榜本书院的学统,鼓励后学继承发扬学派特色,所以学统与祭祀的结合使书院学统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与刘平合著，原载《教育评论》2002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高等教育》2002年第5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