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看看书院的自学精神。
书院教育方法具有显著的特色，总是坚持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故而在他们所倡导的教学方法中，总是以学生为本位，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内在潜能，将教学过程看作是一个由学者本人独立认识、自我探索、发现知识的过程。书院倡导以学为本的教学方法，并不是要否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是强调在“教”与“学”的关系中，应以“学”为本位，“教”的目的最终仍是学生的“学”。书院教育所倡导的这种自学传统和教育方法，也构成为书院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重自学本是儒家教育的优秀传统，先秦儒家学派的孔子、孟子在传授弟子时，都十分重视学生自学。孔子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方法，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认为只有在学生想懂而没有理解(“愤”)、想说而不能表达(“悱”)的时候，教师才去启发他。这种启发式方法促进了儒家教育注重自学的传统。孟子传授弟子亦要求他们以自学为主，他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所谓“自得之”也是注重自学的方法。孔子、孟子所提出的启发式自学方法，是他们在教学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书院教学发展了这种注重自学的精神，朱熹致力于创办书院的教学活动，也是要求学生以自学为主，他对学生说：“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朱熹更加明确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为书院教学坚持以学为本、注重自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书院教学一般要求学生个人读书钻研，老师讲学是在学生自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书院的导师讲授典籍时，注重发挥其中的大义，以指导生徒的自学与钻研，而不是逐字逐句地诵读讲述。如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论语》，主要围绕着“义利之辨”大加阐发。有许多导师要求生徒首先自己讲述读书自学的心得，然后针对学生的理解程度及正确与否，再作讲述。如朱熹任湖南安抚使时，亲自至岳麓书院讲学。他采取抽签的方式让学生讲述《大学》，然后针对学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而讲述自己的看法。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才是教学的主体，教师往往居于辅助者的地位。书院导师深明这一以学为本的道理。
为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引导学生读书钻研，书院导师把指导学生读书作为教学的重点。他们根据自己长期的治学、教学经验，在读书的范围、主次、程序及方法等各个方面制定一些计划和原则，以指导学生读书。元代理学家程端礼曾担任建康路江东书院山长，他制定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就是一份关于读书的内容、顺序、主次方面的教学计划。这个读书日程不仅确定了读书范围、先后次序，并要求按照不同年龄依次阅读内容深浅不同的书，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治学和教学的经验，对书院的教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全国各地书院所普遍采纳。为了指导学生读书自学，书院导师还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一系列读书的方法和原则。朱熹指导学生读书的原则、方法共有六项，即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清代岳麓书院院长、汉学家王文清亦以自己的读书经验为依据，制定《王九溪先生手定读书法》刻石于书院讲堂，其内容包括两项。一是“读经六法”，包括：正义、通义、余义、疑义、异义、辩义。二是“读史六法”，包括：记事实、玩书法、原治乱、考时势、论心术、取议论。这些读书方法包含着丰富的治学经验，反映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的规律，对现代高等教育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三，我们再考察书院的问难论辩。
书院教学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倡导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问难论辩，从而使书院的学术气息十分浓厚，教育气氛十分活跃。理学家们在其治学过程中认识到提问的重要性，朱熹认为存疑是治学的必经步骤，必须“群疑并兴”才有学习的提高。陆九渊也提出：“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学者通过对疑难的思考、论辩，达到“融会贯通，都无所疑”，就能进入更高的学习境界。所以，理学家在书院教学，普遍倡导、实行问难论辩的教学方法。在他们的《语录》、《文集》中，记录了书院师生问难论辩的大量讲学记录，从中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运用问难论辩教学法的。下面引一段南宋理学胡宏与其弟子彪居正在碧泉书院的一段对话，以了解书院重视问难论辩的教学特色：
彪居正问：“心无穷际者，孟子何以言尽其心?”(胡宏)曰：“为惟仁者能尽其心。”居正问为仁，曰：“仁之道，宏大而亲切，知者可以一言尽，不知者虽设千万言不知也；仁者可以一事举，不能者虽指千万事亦不能也。”曰：“万物与我为一，可以为仁之体乎?”曰：“子以六尺之躯，若何而能与万物为一?”曰：“身不能与万物为一，心则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变万生，子若何而能与之为一？
这里，不仅有学生提问，导师解答；亦可由导师反问，要求学生解答。这种教学方法活跃了学生的思想，使讲学充满着学术争鸣的气氛。由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有问有答，其求学的主动性得到充分发展，故而成为书院教学制度的特色，并构成书院的精神特质。
三、 书院精神与中国学术传统
书院不仅是古代的教育中心，从事文化传播，也是学术研究中心，推动文化的创新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的创新是通过不断更新的学术思潮体现出来的，而学术思潮的兴起、学术活动的展开往往和书院精神联系在一起。宋以后，书院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宋、元、明、清历朝的学术研究和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书院成为宋以后各种新兴的学术思潮的学术基地。
宋朝理学思潮兴盛，这时也是书院的繁荣时期。其所以如此，与理学家们利用书院作为研究、传播理学的学术基地有关。北宋时期，已有一些理学家创办书院讲学，如周敦颐在江西庐山建濂溪书堂、程颐在河南伊川建伊皋书院(后名伊川书院)，开始了以书院为研究理学的基地。在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相继涌现，名师鸿儒辈出，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十分重要的理学学派都已形成，各学派之间、理学家之间展开了讨论、辩难等各种学术活动，这一切，都与书院有着密切的联系。理学家们纷纷创建书院并进行讲学，南宋的理学学派主要是以书院为学术、教育基地而形成的，他们之间的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都是在书院内进行的。
明中叶以后，王守仁、湛若水的心学思潮兴起，他们再次利用书院作为心学思潮的学术基地。王守仁于正德三年(1508年)被贬到贵州时形成他的心学思想，同时创办龙冈书院讲学；次年他又在贵阳书院传播自己的学说。后来，他还在江西修濂溪书院，在会稽建稽山书院，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士子纷纷从学，一时竟“流风所被，倾动朝野”。王守仁死后，其弟子更是纷纷创建书院，联立讲会，把书院建设推向高潮。湛若水的书院教育活动亦很活跃，他在40岁以后的50多年间，几乎无日不讲学、无日不授徒。史称其“平生足迹所在，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王守仁、湛若水及其弟子通过创办书院传学，推动了明代书院的繁荣。王、湛讲学最盛的嘉靖年间，亦是整个明代创建书院的顶峰时期，统治者禁毁书院的政策也没能抑制书院的发展。同样，蓬勃兴起的书院亦推动了心学思潮的发展，阳明心学能够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王门弟子遍布江西、福建、浙江、湖南、广东、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亦完全是借助于书院讲学。
明清之际，为纠正王学空谈心性、误国误民之弊，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崇实的学术思潮，学者们以崇实黜虚为宗旨，强调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实学思潮中的著名思想家仍是充分利用书院为学术基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东林学派的东林书院、颜李学派的漳南书院，明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于无锡建东林书院，标榜务实的学风，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据《明史·高攀龙传》载：“初，海内学者率守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为宗。”东林书院要求学生要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书院有一幅著名的对联，云：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所以，顾、高不仅以东林书院为基地而形成了东林学派，而且还形成了一个被称为东林党的政治集团。颜元是清初的一名学术大师，他提倡实学，重视“习行”，反对空论心性，他在家乡河北博野创建了漳南书院，分“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将各种经世致用之学的内容均纳入教学。明清之际还有许多倡导实学的思想家都利用书院讲学，在书院从事学术研究。
清代乾嘉时期，注重经史考据的汉学思潮大兴。这一学术思潮在整理、研究祖国的文献资料方面有重要的贡献。他们还由治经发展出一系列专门学科，诸如小学、史学、天算、地理、音韵、金石、校勘等。汉学思潮兴起时，也往往利用书院作为学术研究的基地。著名汉学家段玉裁主讲山西寿阳书院；号称“博极群书”、“无经不通”的钱大听主讲钟山、娄东、紫阳书院四年；兼治汉、宋之学的姚鼐也曾主讲梅花、紫阳、敬敷、钟山书院共40年。其中汉学家创办的书院中最著名的是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诂经精舍在浙江杭州西湖孤山上，清嘉庆五年(1800年)所建，这个名称就体现着创办者的学术宗旨，即“精舍者，汉学生徒所居之名；诂经者，不忘旧业，且勖新知也”。由阮元、王昶、孙星衍、陈寿祺等主讲，传习、研究经史、辞赋以及天文、地理、算法、兵刑等学问，并组织学生校刊《十三经注疏》等，在汉学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道光元年(1821年)，阮元又于广州城北粤秀山下创学海堂，专以古经考试学生，并重视汉学研究，搜辑清代经师注疏，刊《学海堂经解》180种、1400卷。嘉庆以来，诂经精舍、学海堂成为国内汉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基地，既培养了大量汉学研究的人才，又涌现出大量汉学学术研究成果。
宋以后，中国学术史上先后涌现出理学思潮、心学思潮、实学思潮、汉学思潮，这些思潮均和书院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各种思潮、各派学术大师均以书院为基地从事学术研究，使书院成为各种学术思潮、学术派别的大本营，从而推动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书院的学术精神，主要是通过下列形式实施学术研究活动的，书院的学术精神亦体现在下列学术研究实践中。
1 潜心著述
著述是学术研究成果的标志。学者们在书院讲学期间，往往是他们著述最丰富的时期。首先，书院导师为了给生徒讲学，总要集自己的研究心得而编写讲义、讲稿，这些讲义在后来成为重要的理学著作。以南宋理学家为例，张栻在主教岳麓书院期间，撰写了《论语解》、《孟子说》作为书院讲学的讲义，这两部讲义后来成了他的代表作。朱熹在福建创办精舍讲学时，更是撰写了大量著作，其中许多也是作为书院讲义，他后来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还留下了《白鹿洞书堂讲义》。他的代表作《四书集注》就是书院教学的主要讲义。吕祖谦创办丽泽书院时，编写了许多讲稿、讲义，如《丽泽论说》、《丽泽讲义》，在当时及后来均有影响。其代表作《东莱左氏博议》25卷，阐发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它也是书院的重要教材，并作为书院学生习作的范文。
其次，书院导师讲学时的记录，亦成为理学的代表作。宋明以来，理学家们都喜欢在书院讲道论学，其弟子将这些记录下来，就成了“语录”之类的著作，宋明理学家盛行“语录”之类的体裁与此相关。这种自由讲道论学的形式，能引导师生双方深入地思考问题，更可以全面地反映导师们的学术思想，所以，朱熹的《朱子语类》、陆九渊的《语录》、张栻的《南轩答问》、王阳明的《传习录》和《大学问》、王艮的《心斋语录》、罗汝芳的《近溪语录》、王栋的《一庵语录》，均是理学史上十分重要的学术著作。
其三，书院大多选建于山青水秀的僻静之所，为理学家们的治学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图书资料条件，他们在讲学之余，潜心研究学问，撰写学术著作，所以在书院讲学时他们的著述特别多。这些著作虽不直接是讲义，但导师们亦将它们传授给学生。南宋初年理学家胡安国于南岳碧泉书堂讲学期间，完成了其代表作《春秋传》，并和书院的弟子讲述《春秋传》中的学术思想。胡宏继承父志，继续讲学碧泉书院，他的代表作《知言》六卷，就是在书院讲学时完成的。清代许多著名的汉学家主讲书院时，利用这里的资料、时间方面的条件，撰写了大量著作。钱大昕是一位“无经不通”的汉学家，并主讲过钟山、娄东、紫阳几所书院，同时完成了许多著作，他的《二十二史考异》就是在江宁钟山书院任山长时完成的。刘熙载也是清代的一位重要学者，曾主讲上海龙门书院14年，撰述、校刊了大量著作，如《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艺概》、《昨非集》等。
其四，学生撰述的论文、著作。书院不仅仅是导师从事学术研究，学生也能在导师的指导下，从事学术论文、著作的撰写。南宋时期，理学大师朱熹、吕祖谦、张栻、陆九渊的许多弟子均能撰写著作，并能提出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在清代，书院盛行考课制度，由于学术大师十分重视考课的学术价值，因而许多考课试卷本身就是水平很高的学术论文。导师把这些有学术价值的论文编成文集，刊刻出版，就成了学术著作，如阮元编辑的《诂经精舍文集》、《学海堂集》就是这种优秀的论文集。这些文集的内容包括经史、天文、地理、算学等各个方面，以后，它们的作者中许多均成为学术名家。
2 学术论辩
学术论辩是书院重要的学术研究形式，学术论辩的状况、水平，是学术思潮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书院的学术论辩有多种形式，这里主要介绍两种。
第一种，理学大师之间的学术讲座，也就是前面论及的会讲。理学家们在书院讲学期间，或者是相互之间邀请访学讲学；或者是由于学术观点的分歧，彼此都感到有讨论辨析的需要，往往会举行会讲。会讲过程中，学者双方会就某些重要问题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展开辩论，辩论的结果可能是趋于一致，亦可能是各执己见，这都是学术讨论的正常现象。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张栻和朱熹会讲于岳麓书院，双方本来在中和说、太极说、知行说、仁说等方面有较大分歧，经过一个多月的辩论后，在许多主要观点上渐趋一致。所以朱熹感叹道：“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学问之益，至幸至幸!”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学者会讲于江西铅山鹅湖寺，三家就“为学之方”展开讨论，朱、陆学术宗旨各异，争论十分激烈。由于双方各执己见，不欢而散。这两次著名的会讲结果不同，但在理学史上均有重大影响，对推动理学研究的深入、理学思潮的发展均有重要的作用。
第二种，书院内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展开的学术讨论。书院大多系古代高等学校，书院生徒的学术水平亦达到一定的高度，有的甚至是一些很有名望的学者。他们在书院学习期间，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学术见解。因此，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也常常开展有一定水平的学术讨论。这种讨论往往和社会上学术思潮联系十分紧密，并能推动学术思潮的发展。宋明理学家的“语录”中，记录了许多师生之间的质疑问难。从中可以看到，学生们并不全是消极地等待导师解答，师生可以相互发问，皆可就某些学术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会激发双方深入思考问题，以利于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
明代书院专门建立讲会，把书院师生、同学之间的学术讨论活动组织化和制度化。讲会规定宗旨、时期、仪式、组织等各种要求，并订有会约。讲会开展时，往往先由一人讲述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可以是老师、也可以是学生)，然后由其他会友提问、讨论。明代无锡东林书院亦设有讲会，定有《东林会约》，它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这种讲会是一种典型的学术研讨会。明代心学思潮的崛起和大盛，实得益于书院及其讲会的普及。
3 学术创新
中国古代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是儒家经典，无论是官学，还是书院，在这一点上并无多少区别。但是，书院更重视学术创见，敢于对儒家经典提出新的创发，而官学教育则很难做到这一点。究其原因，官学是整个封建官僚机构的组成部分，官学的教学内容、考核标准都是由官方规定了的，学生只可能死守教材、默诵章句，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书院不直接受制于官府，主持书院的学者们可以按照自己对儒家经典的独特理解，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书院在宋以后能够成为各种新兴的学术思潮的基地，许多大思想家、学者不乐意在官学讲学，而喜欢创建书院讲学，其原因也在这里。
宋明理学思潮的兴起，和书院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学家在学术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打破了汉唐经师对儒家经典的垄断，敢于重新对儒经作一番新的解释，终于使中国儒学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理学阶段。理学家也和汉唐诸儒一样，重视儒家经典的研究，因而书院教学也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但是，书院在讲授儒家经典时又有自己的特点：第一，经典采用的重点不同，汉唐诸儒以《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为主要教材，理学家除了重视“五经”外，尤其重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这四部书，它们被合称为“四书”，其地位往往高出“五经”之上，成为更加重要的教材。第二，对这些典籍的理解和发挥不同。汉唐诸儒注重对儒经中名物制度的考据训诂，理学家们则强调儒经的道德教化意义，要求从中“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这样，书院传习儒家经典是为了“明人伦”、修养心性。此外，理学各学派对经典的理解和发挥也不同，如朱熹为了发挥自己的学术见解，甚至敢于对《大学》作出补辑。这都反映出了书院重学术创见的特点。
程朱理学在明代已是一种官方哲学，并成为各级官学的钦定教材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这时，它就由一种富有创见的学术思想而演变为一种僵化的教条和凝固的章句。明中叶以后，以书院为基地而形成新的学术思潮，即王阳明、湛若水的心学思潮，和官学死守程朱理学的章句教条相反，书院则敢于向程朱理学挑战。王阳明及其弟子大胆地批判了这种官方哲学，指斥它“言之太详，析之太精”，从而使学者再度形成“记诵辞章”的恶习。他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学术宗旨，并以此观点对《大学》中的“格物致知”重新解释。书院这种重视学术创见的学风，导致明代心学思潮的兴起。
4 开放讲学
古代书院往往采取开放式办学的方式，书院的开放式办学有双重含义：一是就讲学的教师而言，指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学派的学者，可以在同一书院讲学；二是就听讲的学生而言，他们来去自由，不受限制。这样，书院在学术研究、文化教育方面体现出“兼容并蓄”的特色。
书院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私学，它的师生进出并不直接受控于官府。即使是官学化比较突出的清代，书院的山长大多数仍是聘请而不是任命的。所以，书院体制不同于官学的显著特点在于，它允许不同学派的学者相互讲学，往往能使书院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如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闽学一派的大师朱熹到岳麓书院讲学，而岳麓书院本是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学术基地。以后，讲求事功的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陈傅良也来岳麓书院讲学，并受到岳麓书院生徒的欢迎。可见在南宋时期，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闽学派、永嘉学派等不同学派的讲学场所。到了明代，阳明学派和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先后在岳麓书院讲学。白鹿洞书院也是如此，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他却邀请心学学派大师陆九渊来院讲学，两个长期争辩的学派同在白鹿书院讲台上讲学，充分反映了书院具有开放办学的学风特点。宋明时期，书院形成了一整套“会讲”和“讲会”的制度，使这种开门办学的学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了制度化的结果。
书院的开放办学与兼容并蓄还体现在对学生不加限制，允许不同学派、不同地域的学生前来听讲、求教，打破了官学那种关门办学的风气，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发展。传说，朱熹到岳麓书院讲学时，来听讲的多达千人，学生们所乘的马匹将书院前池塘的水都饮干了。泰州学派王艮在书院讲学，很有吸引力，不仅儒家士子前来听讲，那些樵夫、陶匠也听得津津有味。据说在当时，农工商贾各界人士前来听讲者多达千余人。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时，也是“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许多书院还将这种开放办学的学风制度化。清顺治年间，白鹿洞书院设专款接待外来学者，并明确提出：“书院聚四方俊秀，非仅取才于一域。或有友朋，闻风慕道，欲问业于此中者，义不可却。”
上述开门办学、兼容并蓄的学风，成为书院学术研究的显著特色，这对吸取各家各派的学术之长，促进人才的培养和学术事业的繁荣，都有很大的好处。
5 创建学派
学派的形成需要两个条件：第一，独立体系的学术思想；第二，学术观点、思想倾向比较一致的学者群体。书院恰恰具备这两个条件，故而成为宋以后各个学派的学术基地。宋、元、明、清时期，书院往往聘请那些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学者、名师主讲，这时，学者们不仅可以利用书院的各种条件(图书、资料、学术气氛、讲学)更加深入地研究学术，还可利用书院这一自由讲学的阵地而传播自己的学说，吸引和影响一大批学术旨趣相近的学者，这就形成独具思想特色的学术流派。
南宋理学学术思潮大盛，这段时期的几大著名学派都是以书院为基地而建立起来的。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派以福建的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合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为基地；胡宏、张栻的湖湘学派是以湖南的碧泉书院、岳麓书院为基地；陆九渊的象山学派以江西的象山精舍为学术基地；吕祖谦的婺源学派是以浙江丽泽书院为基地等等。
明代几大著名学派也是以书院为基地而发展建立起来的。如湛若水的甘泉学派在明代影响很大，他的学术影响与他成功地创办、主持书院讲学，以建立学派基地是分不开的。王守仁的阳明学派代表着明代新兴的心学思潮，王守仁及其弟子们在东南各地到处建书院讲学，并以这些书院为学派基地，以推动明代心学的传播与发展。另外，东林学派则完全是因为在东林书院讲学而形成并命名的。
到了清代，乾嘉汉学大兴，书院又成为考掘学派的学术基地。清代汉学兴起于顺治、康熙年间，发展到乾隆、嘉庆年间而大盛，所以学术史上称清代汉学为乾嘉学派。在乾嘉汉学最盛时，以吴派和皖派最著名。吴派以惠栋为代表人物，还包括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江藩等人；皖派以戴震为代表，包括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卢文诏等。两派在学术上各有师承和特点，但是，他们都十分重视利用书院讲学。因而，南京的钟山书院、惜阴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扬州的梅花书院、安定书院，成为他们长期讲学、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的地方。至于阮元在杭州创建的诂经精舍、在广州创建的学海堂，更是闻名全国的考据学派的学术基地。
（原载《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学院联合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