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程朱理学的文化宗旨
程朱理学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对于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可以从各个方面做各种各样的描述。譬如有的人把程朱理学的概念和范畴描述为：从天理到气，再到万物，然后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我认为程朱理学的体系和宗旨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有一套信仰体系；二是有一套知识体系，需要通过一套经典与概念来论证；三是有能够指导人们行为的各种规范来体现。
（九） 理学的文化宗旨之一——信仰
理学为什么又称为道学？信仰是通过“道”来体现的。唐代的韩愈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原道》，“原”是追根究底的意思，为什么要“原道”呢?在唐代，佛、老之学非常盛行，儒家士大夫本来是要好好读儒家经典的，但当时大家以读佛家经典、老庄的书籍为最高的学问，这样就动摇了儒家的信仰。所以韩愈写了《原道》这篇文章，就是想强调儒生应该以“仁、义、礼、智、信”这一套儒家的理论来修身，而不是佛、老的“空”、“虚无”等观念。
道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无为”，而佛教讲究“空”，即世界全部是虚假的，只有达到“空”才是涅槃的境界。而儒家重视“实有”，认为现实世界是真实的，人在人世间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应该做好“君臣父子”，应该服从世俗的、社会的使命，不应该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所以韩愈在《原道》中要求士大夫重新回到儒家之道，但韩愈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想要士大夫真正在精神上信仰儒学，一是必须要在理论上使大家相信儒家，另外还要从信仰上、情感上、日常生活上自觉地遵从儒家的伦理。真正完成这个任务的是理学。
其实“理”这个字主要不是来自儒家经典，而是大量出现在《庄子》和《韩非子》等典籍中。《庄子·天运篇》中云：“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韩非子·解老篇》中云：“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韩非子认为每个具体事物都有它的条理准则。比方说一张桌子为什么有四条腿，为什么春天花草生长，秋天花草凋落?一切的自然现象都有它内在的规律存在。这些都是由“理”来决定的，不可违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规律。
程朱理学把自然规律的“理”和伦理道德的“理”都看成是“理”。程朱理学认为“父有父之理，子有子之理”，“忠孝仁爱”都是“理”，是做人的“理”。朱熹认为“理”在自然、社会中都普遍存在，即使天塌下来、陷落了，“理”也一定存在。天陷落了只是形而下的物，而“理”不是形而下的东西。他引用了《周易》中的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形而上者，是在形体之上的，不是在形体中间的。“形而下者谓之器”说的是世界上所有具体的事物都是“器”，例如树木、花草、房子、人，等等。“器”中间一定有一个道理，无论是自然之物还是社会之物，都要服从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一定是“先天地而生”，是宇宙中最高的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朱熹就把这个东西称为“天理”，又叫“天道”。
西方的哲学家讲究“为知识而知识”，就是追根究底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想清楚，弄明白，这是纯粹为探求大自然的奥秘而进行的探索。但是儒家士大夫(尤其是朱熹这样的理学家)并不是这样，只是借用儒家的理论来论证“君臣父子”、“仁义礼智”的可行性。
唐末五代时期的伦理非常混乱，君臣之间相互残杀、宗族内部乱伦的现象很多。儒家学者认为只有按照儒家的这套伦理来管理，社会才能够稳定。理学家的“天理”不是普通的道理，也不完全是一种人伦秩序的伦理。朱熹并不像孔子一样认为“因为父母生我养我，所以要为他们守孝三年”，他论证的儒家伦理就是天理，世界就是由天理来主宰的，你如果不服从伦理就是不服从天理，所以朱熹把天理抬到一个最高的高度，也把儒家伦理强调到天理的高度。
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朱熹所说的这个天理究竟是为现实社会中的谁说话?清代有个学者叫戴震，说天理就是上位者为压迫下位者而设立的。应该说，程朱的“天理”是双向的，既是对下位者而设立的，又是对上位者而言的。二程就是给皇帝讲经的老师，他们曾不断地提醒皇帝要服从天命，因为宋代的中央集权非常严重，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权力越高，则越危险。怎样来制约皇权?是这些大儒关心的问题。中国古代没有民主、舆论等监督皇帝的机制，最好的制约方式就是通过讲天理，告诉皇帝哪些是天理，让皇帝自己领悟到不能放纵过度、为所欲为的道理。不能因为自己是皇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定要服从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要求。朱熹也是这样，他动不动就给皇帝上书说要注意“存天理，灭人欲”。当然，“天理”也有针对下位者的一面。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统治者不但有政治权力、军事权力，同时还有文化权力。天理论一旦运用到现实社会层面上来，就成为上位者训诫下位者、奴役下位者的工具，所以，就变成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这是制度上的原因。
（十） 理学的文化宗旨之二——知识体系
从知识体系的源头来说，理学家所讲的天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理学家认为，这些理论并不是他们发明的，而是全部来自于儒家经典，他们只是对这些经典进行解释。汉代儒家学者的任务也是注释这些经典，他们主要是对经典进行历史学、训诂学的注疏。所谓训诂学就是了解字义，历史学就是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等。程朱等理学家认为这样做是不够的，注释经典就是要了解圣人之道，了解圣人倡导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样的，要通过经典而领悟圣人之道。所以程朱理学是对儒家的重新解释，以重建那个时代的信仰体系。
（十一） 朱熹的《四书集注》
朱熹的代表作《四书集注》后来成为元、明、清读书人士的必读书。《四书集注》讲的是从天理到人性这一套道理。朱熹宣称这套道理就是孔夫子说的，只是孔夫子没有说得这么清楚。实际上这是程朱等人根据时代的需要，重新解释这些经典所建立的一套体系。程朱理学当时的宗旨就是重建时代信仰，通过哲学的方式来建立一套信仰体系。二程、朱熹等理学家们认为佛、道是“有体而无用”，即虽然有信仰，但是脱离了社会现实。而汉唐以来的士大夫和官员注重治理国家的治术，他们是“有用而无体”。这些都不能解决“体”和“用”的关系，只有把“体”和“用”这两者结合起来，重新建立一套信仰，才能解决当时社会的需要。
如果从个体来说，人确实有这种最高的精神需求。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说”认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的需要、精神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后来，晚年的马斯洛发现，这些需要仅仅是一种个人主义的需要，人的这些需要全部满足后，一定还有一种要将自己和最根本、最宏大的宇宙终极存在融为一体的需要。晚年马斯洛称这种需要就是超越性需要，这是人的最高需要。后来，在马斯洛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心理学流派，叫超个人心理学，他们研究各种文明，如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等，这个流派认为这些宗教体系、文明体系里面均有一套理念，能够解决人类超个人的心理需求。
心理学家研究后还发现，很多艺术家在艺术创造之中，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之中，往往达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作为一个普通人，当你到了大自然中，与美好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沉醉其间，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天人合一”，马斯洛称此“天人合一”为超越性的需求，认为此需求是最高满足。为什么那么多宗教徒如痴如狂地追求宗教神秘境界?因为那里面的确有最大的精神快感，它能使人将其他的需求全部放弃。进入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人能够达到一种无限的喜悦，忘记了自我的存在，和宇宙、社会、自然完全融为一体。这时人已经没有自我了，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这是一种独特的超越性经验。
理学总是要求把儒学的一套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和终极关怀结合在一起，把哲学和宗教结合为一体。天理既是一个哲学概念，又是一种宗教象征。所以朱熹既倡导“格物致知”，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又强调个人修炼、修养。作为一个理学家，他更强调如何成为“圣人”。朱熹本人也有一些超越性的宗教体验，所以他主张知识理性和直觉体验的统一，既重视知识理性，又讲究直觉体验；既讲哲学概念，又讲宗教象征，这个体系构成了程朱理学。
三、 宋明理学与书院精神
（一） 胡适解释书院精神
到了晚清“新政”之际，书院被废弃。但是，书院废弃不久，胡适就说：“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虽然胡适是一个极力反传统的人，但他认为书院精神非常重要，对书院的废弃感到非常痛心。以后兴起的学堂学习西学，仅仅停留在知识的教育与职业的教育，这样一来，书院的精神和理念逐渐丧失殆尽。
书院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有许多不同的解说。胡适曾经这样解释书院的精神：一是时代精神。每个时代的书院都有自己的精神，宋代讲理学，到了明代阳明心学兴起时，书院开始讲阳明心学，明清之际讲实学，清朝讲考据之学，每一代的学术思潮都和书院有直接的关联。二是书院有讲学和议政结合起来的精神。另外，他还认为书院有自修和研究学问的精神。
（二） 从理学的角度理解书院精神
我认为书院精神和理学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所说的书院精神，就是因为书院和理学的结合才产生的。在前面我分别介绍了理学和书院，巧合的是，这两者都是在唐代萌芽，在宋代产生的，产生之后两者结合在一起。宋、元、明、清以来，理学家普遍地在书院讲学，许多理学流派也是在书院形成的。书院的许多教育理念和学术理念变成书院的规章制度。理学家们把自己的一套理学化的教育理念融入书院教学里，从而形成了书院的精神。因此，从理学的角度来理解书院精神是一条捷径。
（三） 关于人文信仰的精神
程朱理学重建了儒家信仰，把儒家的道德人文变成天理，把人文理性和信仰结合起来。人文信仰一方面是世俗的，具有现实伦理和政治关怀的特点，要求儒生有入世的精神；另一方面还包括超越性的东西，跟信仰直接相关的，能达到精神超脱的境界。理学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所以我把它称为一种人文的信仰。
书院正好充分体现了理学的人文信仰特征。马斯洛认为人都有一种超越一切以达到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境界的需求，书院正好提供了实现这种境界的途径。书院为什么和官学及其他私学不一样呢?可以说，最早的书院都建在名山大川之处，这些地方往往佛、老之学比较盛行。比如嵩阳书院就建在嵩山，嵩山上有少林寺，是佛学的修炼之地。岳麓书院就建在岳麓山下，西晋以后那里有很多宫观、寺庙，是佛、道信徒修炼的地方。儒家士大夫也需要到非常僻静的山上来修身读书，因为山林满足了他们的一种超脱世俗社会的精神需求。他们在环境如此美好的名山大川里修炼，就是为了摆脱尘世间各种各样的羁绊。作为社会中的一个个体，我们有种种需求，我们在世俗的社会中不断地奋斗，但有时我们需要超脱这一切。
儒家信仰的人文性很强。儒家士大夫既然读儒家的经典，就一定会把孔子所说的“君臣父子”、“仁义礼智”摆到最重要的位置，这套符合儒家礼制规范的东西在书院有非常完整的体现。书院建筑的命名全部来自儒家的经典，里面的碑刻、对联、学规、学制讲的都是儒家思想，都是入世的道理。儒家学者来到书院读书，并不是希望脱离现实社会，所以，岳麓书院有十八条学规，第一条就是要求孝敬父母，哪怕是到书院来学习，也要经常省问父母，向父母请安。儒家从来都是把现实的伦理准则、社会规则摆在第一位的，所以过去的读书人一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做官；二是做学问和教学。
可见，书院既能满足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需求，又能满足儒生积极入世的精神需求。书院就是把世俗的和神圣的需求结合在一起，这恰好就是我们所说的理学精神传统。
（四） 学术的精神
胡适认为书院能够把教育和研究结合起来，学术研究就是要不断追求知识创新。在官学里，更强调如何满足科举考试的需要，进入社会管理层，成为政府官员。而书院倡导独立的学术探索，学术就是不断地探索，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重新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问题可能来自体系本身，也可能来自现实社会变革发展的需要。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一定会需要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能够反映时代变革，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简单地照搬过去的思想体系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以及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难题和困境。我们的学术探索必须要解决这个难题和困境。
在宋代，朱熹面临的难题是如何重振儒家伦理，如何解决生命安顿的问题，如何把儒家伦理变成既合乎社会需要又合乎人的心理需求的东西，所以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理学，从而使程朱理学自成体系。明代王阳明发现，朱熹等人创立的理学还有很多问题，他讲的“格物致知”还不能解决精神修炼、道德修养的问题。王阳明在自己体悟的基础上创立了良知之学，认为天理就在人心中，讲究“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王阳明最早在贵州阳明洞突然领悟，得出了“知行合一”的结论，并在贵州创立了贵阳书院来讲“知行合一”的道理。他认为朱熹讲“格物致知”，首先讲“知”，然后讲“行”，将“知”和“行”划成两个阶段，就会出现“知而不行”的问题。儒家士大夫努力读书，讲仁爱的道理，但是自己又做不到，这叫做“知行分裂”。王阳明认为要“知行合一”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创立了“心学”，并和书院结合起来，在书院里阐扬“心学”的精髓。到了明清之际，许多儒家学者认为宋明理学讲了很多的道理，却没有解决现实问题。这种理论培养出来的只是没有用的儒生，所以明清之际实学兴起。
（五） 人格修炼的精神
朱熹曾经跟书院的学生说，办书院的理由就是要走一条和官学不同的路子。官学除了没有独立的学术精神之外，更注重“科举利禄”。朱熹认为靠利禄来引诱儒生读书会损坏儒生的人格，而书院追求的是人格教育。理学把人的精神修炼摆在第一位。
康熙曾向岳麓书院赐匾：学达性天。“学”就是学习，下学一定要上达，一定要升华到“性”、“天”。“性”就是人性，宋明理学认为人有一种根本性的东西，叫人性，人性又称为“天地之性”。“天地之性”来源于天理，到书院来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恢复自己心中的天理，所以叫“学达性天”。这四个字非常简洁地概括了书院的教育不是简单地追求知识的特点。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指出，现代的学校有很多短处，还是要重视和恢复书院的精神。他说的这种精神不仅包括学术的精神，也包括议政的精神。我认为，议政的精神就是理学关怀现世、关心家、国、天下大事的经世精神。东林书院形成了东林学派，东林学派的士子们认为朝廷大政不应该由宦官来主持，所以就不断地评议朝政，从而引起朝廷的不安，最后朝廷下诏禁毁书院。这种议政的精神在明代比较突出。明代宰相张居正就禁毁书院，不准读书人议政，他认为士大夫议政会破坏社会的稳定。其实，儒生议政的精神还是来自儒家经典，来自儒学“入世”的精神，如果出现和儒家社会理想不一致的现象，就要关心它、评议它，不能因为追求精神的超脱而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我希望大家除了要知道书院里有讲堂、书楼之外，还需要知道书院存在一种无形的东西。“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书院的存在一定有“道”在依托它，“道”依托在“器”上。“道”就是我们所说的书院的精神，这种书院精神正好来自宋明理学。
四、 问 答
问：对于您讲的问题，我有点疑问，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
答：每个人的理解虽然不同，但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不想简单地用“宗教”这样一个概念来归类理学或儒学现象。西方对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宗教有着非常明确的概念，我们是按照西方的概念来划分宗教和哲学的，比如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哲学，基督教是宗教。哲学和宗教是产生于西方的两个文化概念，而我们中国是另外一种文化体系。我们的儒家一方面包含着宗教性的东西，即与西方的基督教有相似性的一面，就是解决了生命的安顿、精神的修炼等问题；一方面还有另外一套体系，和哲学有点相近。假如我们必须用西学的概念来描述儒学的话，我不愿意用是不是宗教来定义儒学，而是情愿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它包含着宗教哪些方面的因素，包含着哲学哪些方面的因素。
问：我听了您的课之后，产生一个想法，觉得理学有点像中医，西方的文化就有点像西医，因为中医是从超越的、宏观的角度来看问题，西医是用固定的知识来解决问题，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是不是有部分的融合或者结合了?
答：你联想得非常好。从思维方式到操作方式，中医都非常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而西医也代表了西方文化对知识的看法，即主客二分的看法。中医对人体的解释是和中国传统对宇宙体系的解释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中医用针灸治病，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失衡，并往往和自然、天地之理相对应。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正好是中国文化在思考自然、社会、人生的思维方式的体现，是中国化的思维方式。中国的思维方式是综合型的、直觉化的；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分析型的、概念化的、理性化的。严格地说，中西医如果想从理论上结合，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这确实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所以西医往往不接受中医的理论。当然有人预测，随着西方文化的发展，西方的分析型思维也会走向综合型的思维，说不定将来西方人会感觉到中国综合型的思维方式对整个人类探索知识有非常大的启发，到那个时候中西方文化会有更多的结合。
问：向您请教两个问题，一个是，您今天讲的中国儒学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些文化与人性的张扬、发挥人的开放性思维有什么关系?我感觉中国文化好像阻碍了人的个性张扬和思维发展。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化如此丰富，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有没有联系?
答：你谈的这两个问题，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中都是非常大的问题。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刚才说到，儒学非常重视社会义务、社会角色，我只是谈到这个问题，而没有做进一步的讨论。其实人既是一个个体，又属于群体。儒家非常重视人作为群体的特征，重视人作为社会成员的职责。按照孔子说的，人是不能离开社会的，所以必须履行社会义务。但是这些社会关系，诸如君臣父子的规范，是完全有可能、事实上也是对人的个性产生了压抑。越过分强调群体性，越会压抑社会个体。我同意一些人所说的，儒学对人的个性张扬产生了束缚。特别是在近代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传输到中国以来，中国人更进一步地发现了这一问题。重视个性张扬应该说是西方近代文化的特色，也是西方文化的长处。
“五四”以来批判中国文化、批判儒学是从压制个性这种意义上说的。我认为，无论是张扬个性还是注重社会责任，作为一个人来说，两种素质都应该具备。上世纪90年代，美国一位政界名流在演讲的时候承认，美国的个人主义确实有些过头，儒家文化那种注重社会群体的观念有很多长处。新加坡所倡导的“亚洲价值”，认为社会第一，其次才是个人，使儒学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焕发了光彩。个体与社会两者之间应该如何合理把握，应该说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还是21世纪整个人类文明都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点，但它的短处也是无法回避的。我认为今后的文明一定是综合性的文明，我反对西方文化将来会统治天下的说法，也不赞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中国文化将会主宰世界的看法。中国文化强调尊重社会、强调社会责任，特别是当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中国文化便体现出了它的长处。
中西文化有冲突，人的价值理念也有冲突。为什么美国人总是不信任中国，一个原因就是儒家文化圈的价值观念跟西方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亲近日本有战略上的原因，同时这与日本对西方文明的吸收也有很大的关系。从明朝开始，西方传教士就来到中国传教，大部分中国人都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读的书、他们的观点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有一些华人在美国生活，也经常有一种孤独感，像被孤立起来一样，因为文明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我们承认文明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不一定构成像亨廷顿所说的那种冲突(当然有人说冷战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正好印证了文明冲突理论，这可以再讨论，文明的差异如果处理不好确实会产生冲突)。
我认为儒家文明有和谐性，而西方宗教文明有侵略性。我在美国生活了一年多，有一些基督教徒看到我不信基督教，就觉得很难受，一定要说服我去信基督教。他们认为，你没有信上帝就无法得救，所以他们迫切希望你得救。美国人总认为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所以他迫切地希望你也能遵循这种制度，然后你也可以得救。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们甚至会采用很恶劣的战争手段来推行他们的意愿。儒家文化就没有这种非常强烈的传教精神，你信不信儒家文化都没有关系，中国人对此好像并不在意。
问：站在中华文明这个高度看，您觉得人类社会面临的恐怖主义将会对人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我认为恐怖主义的问题和刚才我所说的问题类似。亨廷顿曾讲过，儒家和伊斯兰教会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基督教，所以东亚文明、伊斯兰教文明都是非常危险的文明。他的文章不是一般的学术文章，而是希望满足美国冷战后在战略上的需要。其实，他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中华文化有很多重要的理念，如中和理念，他都没有深入探讨过。
我认为，“中和”就是把“和”看成一种最高的理念，这种理念对化解当今世界的冲突、怨恨(比如恐怖主义以及越来越严重的民族文化的冲突)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应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多宣传、宣讲中国文化中这些精髓性的东西。美国讲民主、人权，但仅仅是国内民主，在国际社会上对其他民族的所作所为就不是这样了。当你是美国的公民时，可以享受民主，一旦到了国际社会，美国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特点就体现出来了。我认为用这种理念来处理国际政治问题是很危险的。
问：听您讲儒家文化，我总认为现在社会将儒家文化丢掉很可惜。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信仰危机，请问您觉得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建立起一种信仰?
答：面临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的局面，朱熹是通过重建儒学来解决问题的。事实上我们所处的时代——无论是中国也好，别国也好——确实是面临着急剧的变革，比如不断追求物质文明，不断开拓能源，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自从晚清西学东渐之以后，中国面临着几千年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重大变局，这个变局经过一百年的时间，现在越来越明显了。一方面，我们的物质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高。我们非常庆幸自己生活在21世纪，享受到了过去很多帝王都没有享受到的东西，从物质享受到个性张扬，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另一方面，人类也走到了危险的境地。比如人和自然的关系，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出现了人对自然的破坏、对环境的污染等问题，这些都是工业文明也就是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不断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市场经济，这些都是最能代表西方文明的根本性的东西。但我们不可能按照美国式的道路或者欧洲式的道路发展下去，肯定要创立一套新的文明，无论是在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还是生活方式等方面。我们需要反省现代文明，包括中华文明的缺点、西方文明的缺陷，然后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很多人认为，人类的精神信仰正在面临崩塌，各个阶层的人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这个世界性的问题。重建信仰、重建精神家园的过程很漫长，当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就会推动精神信仰的重建问题。
（原载《卓越领导国学讲堂》（二）“张岂之、杜维明、张立文、朱汉民、唐浩明合集”（清华卓越领导人文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