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滑解除了河内的威胁之后，认为兵力还不足以发动全面进攻，因而停止了对黑旗军的打击，转为巩固现有阵线，而黑旗军也放弃了再攻河内的打算，退守山西。
对于北圻的局势应该如何处理，法国政府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但有一点却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无论如何，不可以和乾国发生战争。
对于法国而言，大乾帝国的陆军——9060 年那场战争的手下败将，连本国的土匪剿起来都特别吃力，当年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如今虽然经历了洋务运动，实力大大的增强，但怎么也不会达到欧洲一流陆军的水平。但是借着洋务运动的东风另起炉灶、从一张白纸开始构建起来的大乾帝国的海上力量却不得不让法国人警惕。
乾国沿海的四支水师——全新的、按照近代海军编制筹建的北洋水师，由绿营水师演化而来的南洋水师和广东水师，以及由法国人帮助建立的福建船政局没有被调拨的军舰组成的船政水师都已有相当的规模。尤其是船政水师，在9073 年的苔湾事件中表现十分突出，琅峤海战和东海海战两役全歼日本海军，有力地震慑了企图染指苔湾的日本。师法西方的乾国海军频频远航出访、训练、救助民船，出镜率十足，在国际上赚足了声誉，这点令法国人不得不防。万一乾国军舰编队出现在越南沿海示威，法国赖以对越南增援的海上运输线无疑大受影响。所以，巴黎方面特地针对风头正盛的大乾海军专门在“三头政治”中特别单列了“海军”一头，决定在驻越舰队之外再组建一支远东舰队，加强海上的防卫力量，以应不测之需。
也难怪法国人对乾国海军颇为忌惮，由于乾法两国在海军和造船方面有着高度的合作，福建船政局建造的军舰全部都是法式军舰，其性能法国军方已经了若指掌。象乾国海军的主力舰“开济”级装甲巡洋舰和“超勇”级装甲巡洋舰，实力同法国海军的“杜居土路因”级装甲巡洋舰和“巴雅”级装甲巡洋舰相当。法国驻越舰队没有任何一艘军舰能够抵敌，相比之下，处于绝对劣势。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法国首相茹费理命令海军少将利士比组建一支能够与乾国海军相抗衡的舰队。利士比接到命令后立刻行动起来。很快， “阿尔玛”级装甲巡洋舰“阿达郎德”号、二等巡洋舰“雷诺堡”号、“凯圣”号、“阿米林”号、通报舰“巴斯瓦尔”号、“鳄鱼”级炮舰“野猫”号、“蝮蛇”号、“益士弼”号，运输舰“德拉克”号和“梭尼”号，同时原实验支队旗舰“巴雅”号装甲巡洋舰也被调进了东京支队，成了该支队的旗舰。
这些军舰当中最耀眼的当属两艘装甲巡洋舰了。在“新学派”们的理想中，巡洋舰扮演的是海上破交战之类的进攻性主力， 所以强调的是适当同时密集的火力、 强大的续航自持能力以及适度的防护能力，“巴雅”号和“阿达郎德”号就属于这种均衡型军舰。
除了组建远东舰队以外，原本常驻远东海域的乾国-日本海支队也得到了增援：装甲巡洋舰“凯旋”号、一等巡洋舰“杜居土路因”号从欧洲启航、加入利士比少将麾下的舰队，以加强对乾国沿海的威慑力量。9083 年5月末至6月初，调拨东京支队的各舰从各自的母港向越南集结，6月8日，海军和殖民地部长向早一步抵达东京的何罗硭和波滑通报：利士比少将作为“三头政治”中的海军司令，地位与他们二位平级。远东舰队负责单独执行监视北部湾直到乾国海南岛一带的海域。保证法军在向越南北部采取行动时，不用担心任何来自海上（乾国军舰）的威胁，“他（利士比）要做好准备，以便一旦越南的局势恶化时，好击退乾国人的进攻，严密封锁北部湾”。
法国军队的调动引起了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四世的不安。
法兰西第二帝国经历了由专制统治向自由主义、议会政治演变的过程。在帝国建立初期，拿破仑三世实行个人专权，致力于巩固资产阶级秩序。政府在一些省内实行戒严，封闭共和派俱乐部，解散工人组织。查禁激进报刊，利用天主教会加强控制学校。70年代因人民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强权专制制度难于继续维持。因此帝国开始实行政治改革，逐渐向自由主义政策演变。以求缓和国内矛盾，例如议员可得到请愿权利，官方“公报”公布议会辩论记录，皇帝经立法团同意方可批准追加拨款，废除禁止工人罢工和结社的《勒霞白列法》等。80年代初，开始组织自由主义内阁。元老院受到削弱。变为普通上院，议会权力有所扩大，帝国首相的职权也得到了加强，甚至有“副皇帝”之称，法兰西第二帝国也因此被称为“自由帝国”。
作为一个“自由帝国”的皇帝，拿破仑四世不象父亲拿破仑三世那样大权独揽，但当政府的行为偏离了轨道时，他还是有力量进行纠正的。
对于法国政府针对越南局势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拿破仑四世认为有可能使帝国滑向战争的轨道，他数次召见帝国首相茹费理，询问详情，并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对此茹费理向拿破仑四世表示，他并没有想要同乾国这样一个“传统友好国家”发生战争，但越南政府拒不履行9074年签订的“法越和平同盟条约”，仍然和乾国保持着宗藩关系，加上黑旗军对在越南的法国人的威胁，所以他才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准备行动，但这些行动全都是针对黑旗军匪徒和越南军队的，并非是针对乾国。驻越南的海军实力的加强也只是为了向乾国表明法国保卫在越南的利益的决心。虽然茹费理做出了这样一番解释，但拿破仑四世并不满意，他向茹费理指出，法国在乾国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如果因为越南问题同乾国发生战争，两国的各项合作必然中断，法国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所以作为帝国的皇帝。他“绝对不容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法国捍卫在越南的利益是正确的，但是不能以同乾国发生全面战争为代价。
对于皇帝划出的底线，茹费理并没有表示异议。但他向皇帝指出，越南政府不履行条约，不承认是法国的被保护国，还维持着同乾国的宗藩关系，是“法兰西帝国和大乾帝国之间友谊的巨大阻碍”。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解决，否则在未来仍然会极大的影响法乾之间友谊的稳定。拿破仑四世同意茹费理的看法，他要求茹费理仔细考虑，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并表示会到议会听取议员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并召见乾国驻法国公使洪筠，听取洪筠关于越南的意见，以及乾国政府的态度。
但就在茹费理就这个“最佳解决方案”而绞尽脑汁的时候，越南的“三驾马车”已经开始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