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本来，他就是在小妾房中有说有笑，桓玄打扰他的雅兴，他自然不开心，叫侍从如实回报，那是他还不想对小辈说谎。至于后来桓玄问话，这人拿出《论语》中的一个词就蒙混过关了，真不知道是看不起自己还是看不起桓玄。
清儿觉得好笑，又问：“政事方面？”
桓玄说道：“关心百姓，兢兢业业。”
殷仲堪运气不好，一到荆州就遇上水灾，他就只用五碗盘装菜，没有荤菜，饭粒掉到桌子上都捡起来吃掉，虽然有点作秀的成分，但也不能说没有本性的坦率真情。他还常常告诫子弟：“不要因为我担任了荆州的长官，就可以抛弃往日的本分，我现在仍然没有改变。清贫是士人的本能，哪里能登上高枝就丢掉根本呢？你们一定要牢记我说的话。”
多看书的人就喜欢守书本，殷仲堪好道，更喜欢无为而治，但这种治法，不一定合适。至于儒家提倡的品行方面，晋朝的人不善拘束自己，特别是生活方面，能做到想殷仲堪这样就不错了。所以，桓玄不喜欢在殷仲堪那里用饭，简直就是自我折磨。
桓玄想了想，又说…±，：“不过他也没什么远大的谋略，行事多虑，好行小惠。”确实，殷仲堪任荆州以来没做过什么大事，倒是会替人诊脉，极为细心，对个人不吝财物，对公共的贡献却有所欠缺。
清儿见他分析细，继续问道：“文学才情如何？”
桓玄笑笑，说道：“文学论理荆州不比为夫差，才情，就没我风流了。”这话说的，清儿暗笑桓玄高估他自己。
在当世，能让桓玄在此方面折服的人不多，他算其中。桓玄曾经出示自己写的《商山四皓论》，问他原因，四皓原文如下：四皓来仪汉廷，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吕后凶忌，此数公者，触彼埃尘，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党，夺彼与此，其雠必兴，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终吉，隐以保生者，其若是乎？
所谓的“四皓”是指隐居在陕西商山避乱的秦代四位隐士：周术、唐秉、吴实、崔广。他们本是隐居山林，到了汉代，刘邦屡次请这些人下山，他们都不肯。后来，刘邦要立宠姬赵姬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张良向吕后献计请商山四隐士出来为太子稳定名位。因为害怕秦末扶苏被废悲剧重演，这四个人就答应了。
刘邦看到太子身后跟着须发皆白的四位老人，问他们名字，他们一一作答后刘邦好奇四人出山原因，他们解释太子仁慈好学，愿意做太子的宾客。于是刘邦以为太子贤德，就让他继承皇位。等太子为帝，他们本可以富贵为官，可是他们却又选择了隐居。
而桓玄的观点是有二，第一，赵王如意也有自己的党羽，四皓怎么能逃避他们的迫害；第二，吕氏凶忌，赵王即位可能不会造成吕后专权，这四位又为什么助吕后，后来却又隐居保身，这是不是有违于德？
殷仲堪看了后，第二天就给了桓玄《答桓玄四皓论》，其文如下：
隐显默语，非贤达之心，盖所遇之时不同，故所乘之途必异。道无所屈而天下以之获宁，仁者之心未能无感。若夫四公者，养志岩阿，道高天下，秦网虽虐，游之而莫惧，汉祖虽雄，请之而弗顾，徒以一理有感，泛然而应，事同宾客之礼，言无是非之对，孝惠以之获安，莫由报其德，如意以之定籓，无所容其怨。且争夺滋生，主非一姓，则百姓生心，祚无常人，则人皆自贤，况夫汉以剑起，人未知义，式遏奸邪，特宜以正顺为宝。天下，大器也，苟乱亡见惧，则沧海横流。原夫若人之振策，岂为一人之废兴哉！苟可以暢其仁义，与夫伏节委质可荣可辱者，道迹悬殊，理势不同，君何疑之哉！
又谓诸吕强盛，几危刘氏，如意若立，必无此患。夫祸福同门，倚伏万端，又未可断也。于时天下新定，权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谋之臣，森然比肩，岂琐琐之禄产所能倾夺之哉！此或四公所预，于今亦无以辩之，但求古贤之心，宜存之远大耳。端本正源者，虽不能无危，其危易持。苟启竞津，虽未必不安，而其安难保。此最有国之要道。古今贤哲所同惜也。
总结一下，殷仲堪的意思就是，第一，隐居或者出仕都随时局而定，没有优劣之分，四人知趣高洁，被刘盈感动而和他交往，并不讨论是非大事，使太子的地位安定，而如意的藩王地位也得以保全，所以没什么好怨恨的。
第二，祸福相依，若是如意即位，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汉以武力定天下，需要嫡长子继承来巩固礼仪方面的事，而刘邦多分封子弟，刘家的天下也难被吕家取代。这个或许也是四人意料之中的事，今天也无法证明了。
最后还告诫桓玄探求古代贤人的心，要看其志向是否高洁远大，端正的人也难以避祸，这是古今都叹惜的事。
桓玄被他这长篇严密的理论折服，认为其逻辑没错，至于赞不赞成，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四个隐居在山中的糟老头，还真不能说了解天下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