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龙还告诉孙纲，新的国家成立后，大清朝的“捐纳”制度，一定得想办法废掉。
这个“捐纳”对孙纲来说倒是不陌生，所谓“捐纳”，其实就是花钱买官，即使在后世，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花钱买官的“捐纳”制度，在明朝就有，满清王朝入关后沿袭晚明体制，准许汉人捐银谷换取贡监功名或亲属封典。但向政府捐钱输谷，便可买到中央政府郎官（正副司长）以下，地方政府道员（地级专员）以下的中低级文官实缺，当始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开始之际。当时称作“暂行事例”。但因为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军费猛增，黄河淮河决口导致南粮北运中断，而旱涝地震造成的哀鸿遍野如果不采取措施及时救济的话，灾民一旦暴动，将无法收施，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于是清廷开始“广开捐纳”。后来只要每当政府需要“额外收入”时，就临时求助于卖官鬻爵的办法，而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就演变成了一项长期措施。
这种“权钱交易”的“捐纳”制度，历来为有识之士所痛恨，但因为“现象”过于普遍，有清一代，根本没有人能舀出解决办法来。
从马文龙说的，孙纲这才知道，“捐纳”制度可以说是满清帝国官僚体制的一大资源，到了晚清时期可说是主要资源了。
至迟从康熙中叶起。因为满洲八旗子弟已经成为了地地道道地“寄生族群”，所谓的“科举取士”也难以制造维系满清帝国体制所需的“能员干吏”，因而清廷不得不从世职、科甲以外地“异途”汲取人才。而瘀于传统和“祖制”。清廷寻求异途人才，只能乞灵于中世纪的“市场机制”，即“权钱交易”。而清朝的各位皇帝实行“捐纳”，出发点和归宿大都是为了缓解天灾**导致的突发性财政困难，并非是真的为了寻觅异途人才（或许雍正皇帝是个例外）。而直到晚清。民间学识兼备地人才士子，仍然多半鄙视捐班。不惜耗费生命追求正途出身。
清代的捐纳，包括常捐即捐贡监、虚衔、加级、记录和封典等，大捐即借口赈灾、河工、军需等开例地实官捐（据说珍妃也参与过这种事），出资捐输者主要是土豪富商或在职乃至已革官员，无不把捐资作为交换权力的条件。清代的捐班于是成为**官僚的同义语。即使正途出身而被迫输银补缺的官员，也无不痛诋捐纳体制。
甚至于可以这么说。贯穿全清一代而渐成主流地捐纳制度，到了乾隆晚期其实就已经成为满清王朝的自杀机制。
孙纲明白马文龙地意思，别人不说，他一开始能进入北洋水师供职，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才干被李鸿章和丁汝昌所赏识，而是马家帮他花了银子的缘故，再加上李鸿章和丁汝昌的保举，他这才一路“官运亨通扶摇直上”的。
在当时，即使是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上任后也要“输银补捐”。孙纲上任后的“捐”大都是马家帮着补的。所以马老爷子对此事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
当年为了扶保女婿，才不得已出此下策。*****而对这个“捐纳”制度马文龙在心里其实是非常痛恨的，现在清朝灭亡，新地国家刚刚建立，他希望，自己地女婿能把这个和“**”划等号的“捐纳”制度埋葬掉。
孙纲明白了老人地心意，表示一定不辜负老人的期望，坚决想办法把这些“积弊”想方设法革除掉。
春节刚过，孙纲就发现，自己以后恐怕得在北京上班了。
为了让国家能够尽快的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李鸿章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前清的体制基础上建立了新的行政系统。上任伊始，孙纲就向政务院提出过中国官僚行政系统存在的问题，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对此也是所知甚深，认为是当务之急，需要马上解决，于是在政务院进行了集体讨论，又征求了一下各省代表的意见，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华夏共和国”的新行政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