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转，现在，中国历经了甲午、丁酉、己亥三役，虽然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这三次战争都属于局部战争，没有给整个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震荡，但这三次战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战争一开始，中国都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是在以后逐步扭转战局，才取得了最终胜利的。
当然了，没有人会知道，在这三场战争中，都有一只从后世穿越来的小小蝴蝶在那里拼命的乱煽翅膀。
清朝灭亡之后，华夏共和国立国之初，中国农业社会因为人口过剩、可耕地不足、地力有限、无地流民和盲流群体到处充溢，加上连续三次的大规模对外反侵略战争，整个社会经济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危机四伏。象在山东山西等地为什么会出现“义和团”，而后又因为“神降甘霖”而迅速消失，其实就已经证明了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对人多地少产生的压力，其承受力已经达到了极限。
而伴随着每一次对外反侵略战争的结束，中国人民都会在战争造成的创痛当中逐渐警醒，这种“打痛了之后的清醒”，可以说一直贯穿着整个中国的近代史。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想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摆脱困境，获得新的生机，就必须突破传统的“重本（农）抑末（工商）”的政策的束缚，通过发展工商业，大力开发中国的矿业资源，吸引和消化越来越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使他们得到新的就业机会，并为社会创造新的财富，给社会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目前在孙纲看来，中国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地出现。正好为中国实现西方式的“工业革命”提供了现实基础。
后世学生人人耳熟能详的所谓的“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人类的社会生产完成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那个阶段。其特征是以“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地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的革命，后来又扩充到了其它行业和领域。这一人类生产领域的演变过程叫做“工业革命”，其实说到底，“工业革命”是社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只是在不同的地域，根据社会文明发展程度地不同，出现得有早有晚而已。
据一些学者研究，中国在明朝中期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已经有“工业革命”的迹象了，还有人认为明代中国自1572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为止。在这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涌入中国，以及全球近三分之二地贸易活动与中国有关的情况表明，中国那时候不仅仅是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应该是“工业革命”已经在中国开始了。只不过是因为清朝入关的战争被打断了。
几百年过去了，现在，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中国经济发展的那些制度和思想上的束缚已经都不存在了，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因为人口的激增、新地生产关系出现和外国资本的入侵而逐渐解体（“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在中国已经用不着出现了），中国接连三次对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避免了大规模的对外赔款（甚至还有日本和俄国给中国地战争赔款地“回流”），民间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资本。大量农村自由劳动力地出现，加上中国手工业的长期发展和历经三十年地“洋务运动”，为中国的“大机器生产”做了技术准备，在孙纲看来，如果不是他在后世的政治老师在课堂上骗他们这些当年的“花骨朵”的话。现在。1900年的中国，“工业革命”出现的一切必要条件。象大量的货币资本、自由而廉价的劳动力、广阔的国内市场等等等等，都已经齐备。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已经可以开始了。
现在的华夏共和国奉天省长刘铭传，在台湾担任巡抚时，大力发展台湾的工业，使整个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而华夏共和国后来的“工业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从他主政东北以后开始的。
刘铭传看到了中国的矿业落后，即使是较为先进的开平矿务局，使用的机器相对于外国，仍然算不上先进，因此他委托中国的科技掮客“天工公司”从外国引进最新的采矿机械，希望能以此“开天下风气之先”，后来孙纲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刘铭传在矿业方面引发的这个“蝴蝶效应”，其实一点也不比他改变甲午海战结局弄的那个小。
“刘省长在我公司所订之机器已经运往奉省，不日即可开工试行，”天工公司的那位经理向孙纲介绍道，“民间多有闻讯往奉省参观者，若能运行无误，多省仿效，即为我公司首创之第一伟业。”
真要成功了的话，那恐怕就不仅仅是你们公司的“伟业”了。孙纲在心里暗暗想着，嘴上却并没有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