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社会里，因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被既得利益集团、特权阶层及其代言人把持，所以从总体上说，后世人对于农民起义的评价不高。
撇开被既得利益集团把持的大众传媒所洗脑的糊涂蛋来说，就是普通老百姓对于古代的那些农民起义也有些不理解。
工业社会的人，是很难理解农业社会的人的想法的。而处于因为经济高速发展缓解了阶级矛盾的现代社会的人，也很难想象阶级矛盾极端激烈的古代社会的人的生存状况是什么样的。
就是王书辉领导复兴会建立的新中国成立70多年之后，全面进入工业社会阶段的新中国人，特别是生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中国人，也很难理解新中国建立之前，明朝末年那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
不少就是来自于农场的，熟悉农业生产，出身农业工人家庭的年轻人也对明末农民起义的四处爆发感到不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认知的农业都是通过工业化手段进行的农业生产。他们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稳定、健全、安全、富庶的新社会里，他们所知道的农民和明朝末年的农民完全是两回事儿。
对于那些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说，一呼百应揭竿而起这种事情他们真的难以理解。
其实，就是对于王书辉本人来说，他自己虽然在明末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并因为来自后世的丰富科学社会理论对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有着理性的认识。可是王书辉对于那种无组织无纲领无准备的明末农民起义的理解也不是很深刻很明确。
当然了，王书辉的这种状况其实和他所处的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他在理论上对于阶级矛盾的认识非常科学和客观，可是因为他成长的环境和他本人的实践经验，他在对于科学革命的实践观念上还是重建设而轻斗争的。
对于王书辉来说，毛老人家的那句“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王书辉在革命实践上更注重后半句。至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事情，王书辉不仅不擅长而且他觉得明王朝这个政权本身就在承担这方面的工作了。
至少王书辉本人看到复兴会驻荆门工作组党组书记陈立的报告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去了解承天事变发生的原因和细节，而是考虑怎样处理承天事变之后的事情的问题。
对于承天事变的爆发，复兴会派驻荆门州的工作组负责人，工作组的党组书记陈立本人也不是亲历者。
事变爆发之后，还是本来就生活在承天卫里的一个在农场建设工地上打短工的军户，把事情报告给了一个复兴会对农场职工进行生产建设兵培训的军事干部的。
出于对于这种兵变性质事件的敏感性，这个军事干部立即就详细的询问了事变的经过并将事情的详细情况报告给了工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