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山东有个曲阜，也别看曲阜出了个孔圣人。可是山东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个不安分的地方。
就说明清两代吧。早的有刘六刘七的响马盗。近的有徐鸿儒的闻香教。什么白莲教啊。什么红灯照啊。哪个是捻军造反。什么是义和拳起义。反正这些造反作乱并且在历史上留下记载的事情，不是在山东发生的，就是到山东之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说山东人的骨子里有不安分的基因是不实事求是的。可是说山东这个地方，肯定具有让人造反的条件和因素存在，这却是很现实的。
在王书辉眼里，无论是明清时代的造反，还是近代的农民起义，王书辉都认为，这其实是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就以最近的徐鸿儒的闻香教起义来说吧。实际上，虽然参与起义的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百姓，可是整个闻香教的领导层，却都是地主阶级的出身。
在封建时代里，地主阶级往往都是通过间接的经济支援和直接的派人组建的方式，用收买、控制和组建土匪山贼的办法培植个人的武装力量的。普通百姓聚啸山林，那可真的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落后方式，这种造反往往就像陈胜吴广起义一样，很容易就被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了。
在封建时代里，凡是能够组建起使用正规兵器有马有粮队伍的正式土匪武装，其实都和地方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像现代社会里官员会作为黑社会的保护伞一样，在古代社会里，那些能够立起杆子维持下去的土匪武装，其实也都是在官府士绅这些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的统治阶级的授意和保护下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
孔老夫子的后人孔庆东教授曾经说过，黑社会存在是因为官方治理出现了空白。在生产力落后，国家最基层的统治只能到达县一级的情况下，流氓地痞无赖黑社会以及土匪山贼，就会自然而然的在这些空白处滋长起来。
在明代的山东，登莱巡抚和山东巡抚基本上可以平分秋色。登莱巡抚除了直接管理登州和莱州两处重要的军镇之外，整个朝鲜地区，也归属于登莱巡抚管辖。天启年间袁可立任登莱巡抚的时候，他就曾经命令朝鲜方面调拨水军支援登莱海军和东江镇。甚至于袁可立和直接插手朝鲜王国的国王更替，对朝鲜国国内政治进行干预。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明王朝灭亡后，改弦更张开始给满清当狗的朝鲜方面才三番五次的派出使节到满清中央政府陈情示好，想要干涉满清政府修著的《明史》。在这帮朝鲜人的努力和投降满清的无耻文人的策应下，像袁可立这样在晚明时期功劳不小，曾经给后金女真带来过巨大打击的高级官员，居然没被载于《明史》。
当然了，这也是知道这个典故的王书辉命令复兴党济州岛基地以威海卫指挥使的名义将整个济州岛上的朝鲜官员全部逮捕并吊死，并要求第一舰队对所有渤海和黄海洋面上的朝鲜商船征收百分之五十高额税款的原因。
正是因为登莱巡抚对于整个山东东部和朝鲜的巨大影响力的原因，位于现代社会蓬莱市的明代登州府，虽然是个军事重镇，但是因为登莱巡抚承担着对东江镇的后勤支持和对朝鲜方面的直接管理，使得登州府表现出一副商业繁华的城市形象。
1628年8月，复兴商社的十二艘混合动力的八百吨级的武装商船出现在登州港的时候，还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不过毕竟能够在登州港停靠的商船不是大明的就是朝鲜的，因为复兴党参事会参事宋献策已经在登莱巡抚衙门里下足了“功夫”，所以虽然造成了一定的骚动，但是很快复兴商社就在登州港站住了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