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云对鲁浩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完全理解的。
在前世，他有不少同学毕业后分配到国企上班，后来……也算是历经艰辛了。李从云当时做生意发达后，也因为却不过面子，用过不少以前在国企上班的老同学，他们对李从云讲过不少国企当时的现状。再加上李从云本身也从各个渠道对国企有不少了解，是以对国企的困难是很清楚的。
做为一个国企的员工，在当时来说，是很荣幸的，也是很不幸的，说得文点，叫做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欠债，匍匐前行！
荣幸的是，当时在国企可以端铁饭碗，虽然工资不高，可是衣食无忧。
不幸的是，当时外企开始进入华夏，工资的巨大差别使身处国企的人才们心态严重失衡。
是抛弃在国企的一切从新开始？还是继续留在国企继续耗着？
那时如果你选择跳槽，那么，先要部门的领导同意，因为要走的人大部分都是技术骨干，都是党员，所以主管部门的领导一般是不会批准的。接下来就是支部书记来找你谈话，再接下来有可能是厂级领导和你谈话……
好吧，就算你坚定不移地要走，那么最起码要经过三个月的时间的磨练，你可能会被同意离开。而当你去盖最后一个章的时候，就会被告知，你的公积金还从来没有交过！而且更糟的是，你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交！你只能理解、理解！因为你也知道，当时我们的国企每个月都在为发工资而发愁！
比如一个上万人的企业，一个月需要最起码需要两百万。两百万在九十年代初可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很多时候都是在最后一天求爷爷告奶奶，银行大发慈悲才给钱（其实还是贷款），那时没有信用卡，要派专车去把两百万的现金拿出来，然后有专人保护送到工厂，然后财务科长如释重负地吩咐手下在一个专门的房间里分钱。分钱完毕以后，才通知各部门的办事员来领钱，办事员领到的是部门的总数，所以还要继续分钱到每个员工。到最后分到你手上的只有区区的一个少于200元的金额！
所以，那时几乎所有的大国企，员工的公积金都是没有钱交的，工资都成问题，还哪有钱来交公积金啊！只有等你离开的时候，才会在最后一刻把你的公积金补交！
当时刚刚开始企业自负盈亏，有了一定的自主能力。可是原来是国家包销的，现在要自己负责销售，那问题又来了。因为没有完善的销售渠道，如何将产品卖出去？结果最优先的也是国企惯用的办法就是人海战术，凡是每个人能找到客户把产品销售出去的，都可以有百份之几的提成！
结果这一做法引起了全民经商。那时主要是倒钢材的，倒塑料粒子的……可是最后很少有成功的。因为当时主要是利用信息不对称的时间差来做生意。后来随着通信通讯的发达，此类活动就嘎然而止了。
当时最热的问题就是两个：一是责、权、利不清晰，领导干好干坏一个样。二是脑体倒挂，从而有了‘搞原子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的’这么一说。
而那时做领导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三样：一，找单子，也就是找米下锅，要有活干；二，搞票子，也就是到银行搞贷款扩大再生产和技术改造；三，建房子，也就是改善员工生活，留住关键人才。
华夏的经济从80年到95年之间都是处在混沌状态，九五年以后才慢慢找到了一些经验，开始越过最痛苦的拐点，到2000年，才算真正出了点成效！
所以可以这么说，九十年代是华夏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十年。
华夏的国有企业从来都是共和国大厦的经济基石。然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让国有企业长期承担了解决就业和办社会事业的沉重负担，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成为天经地义。当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华夏逐步深入，国有企业冗员多、负担重、效率低、政企不分、产权界定不清就成为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缺乏活力的致命弱点。深刻的历史缘由使许多国企矛盾交织，陷入困境。
李从云清楚地记得，在前世，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华夏掀起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飓风，这场触动整个国民经济神经中枢的大手术，也成为华夏经济走向繁荣的开端。时任华共中央总书记的姜恩国在视察东海国企改制时曾这样注解：“命中注定，义不容辞!”
这8个字饱含着的怎样的悲壮情怀？它反映了这一代人决心响应历史的召唤，矢志不渝去破解国企改革难题的自觉担当和触动心底的坚毅及勇气！
李从云看着一脸沉重的鲁浩，心里忽然涌起一阵敬佩。制呢厂的困难，他刚才已经听厂长说了，五千多员工，加上家属、退休工人……足有两万多，要养活这么多人，还要扭亏为盈，难呐！
可在前世的“历史”上，就是面前的鲁浩，这位李从云的学长，他在年仅27岁的时候全盘接手已经病入膏肓的青河制呢厂，仅仅花了三年时间，就把这个濒临死亡的老厂救活，扭亏为盈，创造了一个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奇迹。
只是，按照现在的情况看，他目前在制呢厂干这个三把手，好像并不怎么顺心。而他要接任一把手，却要到95年，足足还需两年时间……
看着一脸苦相的鲁浩，李从云笑起来：“学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