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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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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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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谦看了一遍监视器回放，满意的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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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拍摄才又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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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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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见是这么个高位截瘫病人，问明受伤情况后就立即动手术。当时陈中伟出国访问去了但还有他许多徒弟在，我们心里都热乎乎的，以为到了SH这么好的医院卢明有救了，想着卢明在船上对他爸爸说过：他病好后还要到工厂去上班。于是大家问医生：卢萌什么时候能治好？要紧不要紧，陈中伟一个徒弟看过摇摇头说，我们虽能把断肢再植，但对这样颈脊严重损伤的病人也没有办法，高位截瘫是很难治的。当时我舅舅问医生，这人痊逾后还能恢复以前一样吗？医生却无情地告诉我们说：治疗后能坐轮椅已经蛮好了。大家听了心理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我还是不相信。一个鲜龙活跳的大小伙子，怎么跳一下水就伤得这么严重？
“当时只见他们把卢明搬到手术室后，我偷偷地跟去看，只见两三个习实的男医学生他们把卢明扛到一间房子里，放到一张桌子上，把他的身体用东西固定了，然后在他的头顶用钻头格吱格吱地钻洞，然后用长长的铁螺丝拧进去，再用称舵那样的铁疙瘩把他拉起来，据说这叫牵引，想把那受伤的神经恢复过来。我看了心痛不已，我感到这不是在治人，是在钻木头，他们是在弄摆弄一个已经没有用了的木头人。看来类似的情情形他们已经看得多了，所以医院把这样一个高位截瘫病人，让那些个实习的二十几岁的医学生，当作了实习工具。我都看得呆了。这人的脑袋这么钻过还有用嘛？唉！但有什么办法呢，人到了那种境地，已经没有自由权了，只能任人摆弄和宰割了，现在只能是死马当作活马治了，只要能把人救治过来吃点苦头也就委屈他吃点苦头吧。
“当时我们在一个亲戚的亲戚家里住了一晚上，卢明还要接着治，第二天我与小姨就回来了。留下我爸爸和我舅舅在那里陪卢明。第三天我爸要在厂里上班也回来了。我问我爸爸卢明情况有没有好一点？爸爸听了摇摇头。什么话也没有说。
“住了一个月后，病情并没有什么好转，而且已经有点辱疮，医生建议，先让卢明回来到就近的外科好一些的医院治疗吧，等稍好一点再开刀。可是回到东海119部队医院住了几个月后，病情也不见有半点好转。看看这样子希望不大，医药费又贵想接回家让他休养，医生说接回去也行。就接回家来治。
后来在家是越住越糟糕，再后我舅舅不小心在替他翻身时把他已经细得像麻骨一样的大腿骨也折断了，这下子伤上加伤，骨头又发炎了。结果不到一年，这个可爱的小伙子终于死了。我得知这个消息心里真的好难受。
“这起事故的原因就在于我那表弟在没有弄清游的水域盲目跳水发生的，可见在生疏的水域处跳水一定要弄清楚水的深浅程度，千万不能盲目就去跳水。类似的情况别处也发生过。这是血的教训，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要想回头万不能呀。”
周处长听了说：“我感到这事故这个游泳场是有责任的，既然是游泳场，水域深浅是一定要表明的，如果当时管游泳池的人，把那里水域深浅标出来，下去游泳的人下水时知道了那里那么浅，你表弟也不会盲目去跳水了。照现在法纪，为样的情况游泳场是应该叫他们赔偿。”
安良说，“可是当时晨光，我们也没有想到这点。说也没有去说过。不过说了也没有用了，人都有已经死，不过赔点钱而已。”周处长说：“至少，以后让游泳池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孩子养大多么不容易，说没了就这样的没了太可惜了呀。”是啊，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安良听了小白的两个落水致死的故事后，感慨地说：是啊，江南水乡是个好地方，人们不是常说山明水秀鱼米之乡嘛，水虽秀可是水也很可怕，每年死在水里的人也多，其实我家有三代人都死在河里，我的外祖父，我的母亲，和我的一个外侄女，我表哥的一个女儿；都是死在河里的。”
“哦，安良，你家有两代人死在一口桥上，你家还有三代人都死在河里的？怎么你的家属里这样不幸啊？”
“那是千真万确的，也是我的家族里的事。”
“他们都是什么时候死的？”周处长问。
“自然是我外祖父死得最早。”
“我怎么以前从没听你说起过？”
“我外祖父对我们不怎么好，所以我平常一般都不愿意提起他。特别过去我在部队里时，我几乎从来不提他，因为他家里很富，要是他没死,，土改时可能就会被评上地主，因为他有几十亩土地，自己又不会劳动，田里的活都靠雇人给他做的。可是他在1948年就死了，好像他知道那时候不死，要是活到解放后被评上地主就要吃苦头似的。”
“哦，是这样。”
“解放后他的孙子，也就是我的表兄，在土改时被评为富农。在当时阶级观念极强的社会里富农也是一个很高的很臭的成分了，我和那已经早死了没有了关系的外祖父和他的孙子扯在一起干什么？而且我一提起我外祖父就生气，他比高尔基的外祖父坏多了。”
“怎么你对你外公的印象这么坏呀？他生前是不是骂过你，你和他吵过架？”周处长听了不解地说。
“没有，我在他家放牛时我才八九岁，我怎么会和他吵架呢。只是我在他家看牛时，我受过他的剥削和压迫，他根本不把我当他的外甥看待。也不把我母亲当作他的女儿看待，一点情谊都没有。”
“哦，你外公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使你对他看法这样坏？”
安良说，“这说来话就长了。我的出身可以说是两个极端。我父亲是个替人家做长工打短工的雇工，按照《湖南农民的考察报告》里说法，我家我家在旧社会，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人家，是农村里的无产阶级。在当时的农村里是最穷最苦的人，被什么人都看不起。
而我的母亲却是出身在一个很钱的富农家里。
我父亲给人家做长工，他的工钱每个月只有300斤稻谷。要是在现在来算算，100元100斤稻谷，不过才300元一月，现在我们城市就是低保也有七八百元一月。那300一月，这是农忙的时候，要是在农闲时只能打点忙工，替人家做一天也就几斤米或麦子，有时就地方做工，只好在家闲着。这样低的不稳定的收入，要养活我们六个弟妹带我母亲七个人，这生活如何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我家这样苦，可是我外祖父在当时农村里却是极富的人家。附近村坊上是很名气的。他有大田30多亩，还有隔三年就能轮收租谷的二十几亩祭示田。此外还有晒谷场、生畜园、菜园子，竹笆园，碾子房，差不半个村子都是他家的的家产。他住的房屋，是村中两座高高的马头墙下的下并排连在一起的大楼屋。他自己住一幢，给他的大儿媳和孙子住一幢。平常雇两个长工和一个看牛娃，插秧和割稻时再雇雇两个忙工。家里谷仓里的陈谷烂米吃三年也吃不完。宁波钱庄里，还存有算不出来有多少的洋钱。这样一份家档，当时在鲍家湾也算是数一数二的老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