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后世的经验，使华美可以在国家发展的诸多领域实现跨越式先行。当然要实行并落实这一系列国家管理政策，必须兼顾时代特质与成本。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和以大西洋贸易为主导思想的前期资本积累期，稳步的人口政策使华美有时间、精力和预算进行大量的前置式本土发展政策。在广袤得几乎没边的地理环境外加人口稀少的客观状况下，基于安全管理、社会高效生产的需求，高度城镇化从一开始就是华美国家发展的核心指导方向。1645年末，全国人口达到97万，未成年人达到三分之一，人口结构十分年轻，利于后期发展，其中城市人口超过80%。集中规划与前瞻性的城市基础建设会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许多细节也许并非完全适用于当前年代的城市功能需求，但从长期来讲，又避免了城市发展中后期将要面临的更大的浪费，例如城市给排水与交通系统。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走向了资本主义模式，并在表面上吹捧自由资本经济制度。客观而言，即便在后世，关于国家主导宏观调控与完全自由资本市场到底谁更好的争论也未有最终答案。也正是基于这种论调，华美建国初期的历届政府带着浓烈的计划经济思路规划了几乎所有城市的经济发展路线，或者说他们实在找不到自身经历以外的可操作实例。由于客观因素，华美的自由资本市场先天不足，或是说形同虚设，垄断资本成为实质，并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影响到国家的各个层面。政府所鼓励的普通国民的投资，在产业垄断的大背景下很难得到实质性发展，尤其是高附加值的工业领域，会面临资金与技术的双重门槛。即使部分普通国民借助其他有利条件涉足其中，也会受制于投资规模和来自垄断资本的金融控制。自由资本在经济上游的竞争几乎无从谈起，但却因为国家城镇化政策使其有了一定且至少是表象的繁荣，商业贸易和城市服务业得以壮大，以配合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商品内需经济流动。工业、农业、商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比重在各地城镇均有不同，但华美建国初期为尽量节省国力而采取的“沿水沿海”的经营路线，使华美初期城镇的贸易与水上运输业获得了最优先发展机会，也直接促进了相关技术的重点发展。原始原貌的国土、超前的发展意识与俭省取巧的发展思想结合之下，总有一些比较怪异的发展特点不断涌现出来。例如华美本土的大多数城镇都拥有较为发达的水上交通手段，因为它们无一例外都是海港或河港，但陆路交通却很滞后。一直到1642年，第一条连接联合市和波特市的宋州国道公路才完工，也是为了今后方便修建铁路而配套的前置工程。而在之前，两地的市民探亲访友只能乘坐内河班轮往返两座城镇。按照后世的计算，水上运输的成本只有常规陆地运输手段的1/10到1/40，这些或许对于大宗商品物流有利，但却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出行却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即便是在首都，在罗新铁路出现之前，80%的市民都很少或者很难前往最近的城镇，陆上交通不方便是最大的原因。华美建国初期，其国内工农业经济发展基本完全针对欧洲市场。欧洲三十年战争和世界性战乱饥荒所特有的时代契机，使华美工农业商品输出获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虽然商品生产效率远不能满足大西洋彼岸的需求，但至少整整一代人的劳动实践、职业技术教育与工业投资使华美已经初步实现了最初的构想，逐渐成为一个小型而精致的工业国家。饱受现代工业发展环境污染的华美掌权者们，显然十分洁癖地选择了一条自认为优雅、负责而先进的工业发展策略。从细节上讲，这种选择并非是明智的，尤其是在环保技术几乎还处于原始初创期的时代。森林、湿地与水资源保护早在1625年就有了第一部法律，华美过于超前的国内工业布局、有限的工业规模和环境保护意识，让工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压力几乎忽略不计。尤其是1640年后国内部分垄断资本对许多高污染产业陆续进行了投资性转移，但这不代表华美今后的工业发展就能完全避开环境污染的麻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现阶段的工业规模扩张。和实行原始资本积累的历史列强一样，工农业原料和商品倾销市场是维系华美快速发展的关键。地缘关系决定，欧洲作为大西洋彼岸的原料供应地与商品市场是华美工业化发展历程的最大依赖对象。相较之下，虽然华美的商人和垄断资本家在中南美甚至是远东都比较活跃，但无论是原料产出、市场规模还是商品经济成熟度，以西欧为代表的近代商业圈才是华美最大的资本利益来源渠道。华美主要的中心城市都拥有大型工业区，蒸汽设备是华美国内现阶段最主要的工业动力，但在小城镇，畜力和应地制宜的水力也依然占有相当比例。电力工业则受限于技术工人的教育培养速度，基本还处于技术积累和尝试应用层面，但已经有了跨越式发展准备，离真正的电力革命还需要不少时间。但无论怎样，华美产业工人的人均工业产值、劳动效率和商品质量已经高出世界平均水准几乎十倍，能够抵消高额的劳动力成本，从而使各类大众商品能以较低的价格漂洋过海到达欧洲后还有较高的盈利空间，并由此打垮和摧毁落后国家的近代手工业。远洋船舶是华美最最重要的大宗原料和商品运输工具，从最早的风帆盖伦船到华美独有的风帆飞剪商船，再到大规模应用的蒸汽机船，华美以一个海洋国家的自我强制定位在推进远洋贸易和运输业的发展。到了1645年，华美全国各大远洋航运企业有超过200艘蒸汽商船行驶在大西洋上，远洋商船总吨位超过40万吨，而造船产业工人群体，也是华美比例最高的技术工种之一。按照后世美国第三任总统的话说：银行机构的危险性不亚于一支常备军。华美的银行金融系统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还处于发展初期的17世纪显得异常的突出强大，理财投资、借贷、基金、保险、证券交易，诸多领域的设计者在后世看来也不过是学徒级，但已经足以在当下为华美构建起一个掌控未来百年世界金融霸权的基础。而它的背后，则是占有华美社会80%社会财富的数百个垄断资本家族。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也必然会随着工商业垄断资本的发展而逐渐突出。教育是华美国家发展政策的核心，1620年到1645一共经过三次教育改革，建立起全学龄的全民教育结构。有限的教育资源状况下，职业教育与高等精英教育是两个重头方向，以推进工业化进程和培植精英垄断统治阶级。华美掌权者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机器，并期望借助一套教育模式能够长久延续下去。对身后历史的强行干涉选择过重，虽然根据客观历史规律来看，一个移民社会的本地化的深度演进势必有一天要和华美当前统治阶级强行设计的统治制度有所冲突，但总得来说，这并不是最差的选择，而且大方向终归趋于乐观。国防力量的建设一直是华美建国初期的重点工作，但稀少的人口注定其国防军事思想趋于建设一支小型精练的常备军队，至少在建军思想和军备上，已经遥遥领先整个世界。1645年，华美国防军一共只有4个常备旅，总兵力约7500人，其中2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旅部署在北美本土，1个步兵旅（又称为东方旅）部署在远东海外领。但除了东方旅保持着最大战备编制外，本土的作战部队都不满员。通常一个本土步兵旅仅仅只拥有3个轻型步兵营和若干小规模支持单位，旅编制往往只是为了制度化和听起来上档次。这种军备状况一方面是为了尽量减少军费开支，另一方面也是各地国民警备队建设步入正轨和预备役制度得到完善。海军是华美对外拱卫与拓展国家利益的核心力量，其重要性远远超过陆军，也是在军费预算和兵员招募上最不受限制的军种。1645年的华美海军已经拥有各类舰船70多艘，总兵力超过10000人。蒸汽战舰已经是华美海军的核心军备，自然也就带来了近代海军最为头疼的远洋后勤保障压力，海外军事基地的选址与建设一直是最为慎重的海军议题，并紧随着海外蛙跳式战略扩张的步伐在延伸，至少在目前来看，有限的海外基地和海军规模让全球海军梦想还未实现。相比小规模的国防军，受内阁和陆军司令部双重管辖的华美外籍军团，规模一直在逐年扩大。1645年，华美共计拥有3个外籍军团步兵旅，总兵力超过8000人。其中第1旅（野牛旅）负责北大西洋地区，第2旅（棕熊旅）负责加勒比地区，第3旅（灰狼旅）则负责南非地区。远东军事干涉计划的实施，其实打破了上述部署。野牛旅基本分拆稀释到了北大西洋和加勒比地区，甚至还有一个步兵营参与了江州对包哈坦印第安人的本土作战。棕熊旅被调往了远东，灰狼旅则长期应付南非殖民地层出不穷的土著叛乱。有限的国内军事力量和追求高位军备优势成为华美军工发展的潜在瓶颈矛盾，过小的装备采购需求从而妨碍军工技术的更迭速度，也遏制了军工产品的技术更新动力。只是因为欧洲三十年战争的时代特殊性，才让华美的军工业能够快速发展壮大，但也仅仅只体现在军火出口利润与税收上。一名刚刚走出军校的华美陆军少尉的薪水，就能够和一位工作十年以上的高级技工相当，但这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优越待遇。常年对外发动各类军事扩张行动，伴随着对国家武装力量的追捧与形象塑造，是华美建国初期最大最重头的本土社会文化之一，并长期坚持不懈地鼓动与美化。常备军制度和军人地位的巩固提高，使大量中低层国民能够寻找到一条上升的通道，更是掌权者力图改变民族历史懦弱感的一种意识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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