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谦虚，朕心中有数。虽然岑春煊这两年办了不少大案、要案。出尽了风头，可朝廷里里外外这么一大摊事情，没有卿日理万机，恐怕也不得其力。国家多事。天下积弊，人民辛劳，没有得力大臣襄助，朕便是有三头六臂也无济于事。”
眼看徐世昌还要推辞，载泽在一旁帮腔：“徐总理，既是皇上的恩典，您就不要再推辞了。”
几经劝说，徐世昌才领受了爵位。
清代爵位虽众，但对异姓功臣的分封却极其严格，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清室立下大功，权倾朝野，最后所封不过一侯两伯，现在林广宇一下子便封了徐世昌一个三等伯李鸿章、左宗棠都是一等伯，如何不让他感激涕零？
“岑春煊也有爵位封赏，今后只要大臣勇于任事，所为有得，朕何吝一二爵位？”林广宇一贯认为，清廷原来对爵位把得过牢，造成了有功大臣难以晋封的局面，不利于鼓励大臣积极性的发挥。虽然清室对宗室的晋封同样严格，但由于宗室队伍的庞大，再怎么严格也有一大帮闲人。一帮闲人有爵，功臣反倒无爵，倒是令人寒
|所重视清代为防止有爵位者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混日子，除了拥有世袭罔替资格外的其余所有爵位能传袭的在传袭时都要降一级处理，分封爵位，虽然象征意义远胜过实质意义，却是为人所重视。
林广宇穿越前以辩论出名，对于共和、君主体制的优劣之分他有一桩鲜明的异见，即认为君主体制尤其是立宪君主体制在某种意义上比共和体制更来得永固，这虽然有些骇人听闻，但也有理可循。第一，君主体制有爵位系统，共和体制没有爵位系统，对有功之人而言，共和体制平白少了一套令人尊敬的系统——因为不管一个社会怎样标榜人人平等，人人在事实上总是不平等的，既然不平等，干脆就用爵位加以区分岂非顺理成章？
—
第二，爵位通常是可以传袭的，这就使得有能之人在授爵后会考虑自己的身后事，会多为自己地子孙后代着想，干某些类似“过把瘾就死”、“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事情就要相对顾忌一些，林广宇穿越之时，太子党骄横跋扈，完全是捞一把就算的作风，何其令人不齿？究其原因，父辈权倾一时且未能继承，只能在捞钱上动脑筋了。有人或许会顾忌子孙恩爵而阻隔社会平等之路，但就一般情形而言，有权有势者的子弟早就拥有远超过社会平均的特权，做到市长、市委书记的有多少是出身贫寒，父辈完全默默无名而靠自己赤手空拳奋斗起来地？事实俱在，情理上还要自欺欺人，何苦？
第三，就向心力和忠诚度而言，有爵位之人也较无爵位之人要可靠的多，因为爵位是现政权赋予其人的荣耀，只要政权不倒，荣耀始终就在，而在共和体制下，虽然政权很难崩塌，但却也丧失了这份因国家主权象征而派生的荣耀，特别是共和政府时期人事更迭之快，今日高高在上，明日就可能削职为民，让人始终有朝不保夕的恐慌感，“59现象”、“捞一把就走”固然有当事者个人的不良心态掺杂其中，但台上台下差距过大引发的心态失衡难道就无半点责任？
所以，林广宇便打定了主意：第一，宗室爵位要严格控制，除非有功劳或政绩，否则一律不予晋升；第二，重臣的爵位要放宽，凡是官至一品，理论上都该封爵，享有天家荣耀，恩萌子孙，激发忠君报国热忱。
“币制改革一事，虽是财政部主理，但事关重大，内阁负有领导督查之责。”林广宇加重了口气说道，“要解决朝廷财政赤字问题，朕已经三番五次强调，要从多方面下手：发展实业，开拓税源是开源一脉；整顿吏治，惩治贪官是节流一脉。但光这些措施不够，还得有几味重药。改良盐政是一味，划分朝廷地方税制是一味，币制改革同样也是一味。朕听说庚子以来，金贵银贱，国家因此而蒙受巨大损耗？”
载泽踌躇了一下，说道：“确有此事。其实甲午以后金贵银贱之情形就十分突出，奴才虽然没有做过精确地计算，但听熊希龄说，光是庚子年因为‘镑亏’一节，国家就损失了至少2000元。
所谓镑亏就是对金贵银贱局面的形象概括——帝国是以白银作为基准货币而征收的税收，但国际通行金本位制，英镑、法郎、美元、马克等无一不以黄金作为基准货币，由于近30年来黄金和白银的断拉大，同样数额地白银所能换取的黄金越来越少。以至于到了每年支付庚子赔款的时候，都要额外加贴一笔才能购买到足额的外汇用来支付赔款，因为英镑是国际标准货币，这笔额外的损耗便称为“镑亏”。
看来皇帝是铁了心要改良币制了，载泽瞅准时机进言道：“既如此，那奴才斗胆建议，这笔平准贷款，还是商借为好。”
“不错，正和朕意，不过既然洋鬼子提出了正式照会，朕也有几条意见让他们答应，否则免谈。”徐、载两人竖起耳朵，听皇帝一一道来……第三次机遇 第三卷 第四十六章 晋封爵位内容接第4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