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好哥们儿的话好好的合计了一下，李立决定走远一些，去有近半天时差的意国去。
走得远了，他那对极品父母的手再长也没法伸到他身上。他只要说一句“我人在国外，没有注意到国内的变化”就能撇清自己，什么都做壁上观。
意国和大夏不同，不会把孩子看做一定要为父母尽孝的附属品，李立不用担心再被糟心的父母影响，再被该死的“孝道”所阻拦。意国又是艺术文化大国，不管以后李立是在那里工作还是回到大夏来，有意国光环加身的李立都相当于是镀了金的宝贝。在业界里哪怕不受追捧崇拜也得令人刮目相看。到了那时候，谁又能因为一点跳槽的陈年旧事来为难他李立呢？
心中感激在自己被人扫地出门的时候还愿意和自己有所来往的好哥们儿，李立承诺那偶然提起国外的好哥们儿要是有朝一日自己在国外飞黄腾达，定然不会忘了好哥们儿这份情意。李立像是忘记了自己还有一双父母在滨湖城水深火热那样办起了护照，开始准备出国事宜。
完全不知道儿子已经决定抛弃自己，劳里的李全还巴巴的等着儿子李立替他出头。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的杨玉洁每天都被和一群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关在一起，她很确信自己没疯，偏偏正是因为她没疯，被和精神病患者们关在一起的她才觉得自己快要被这种被所有人当精神病患者的生活逼疯了。
“儿子、儿子……我儿子李立一定会来救我的……一定、一定会的……”
每天杨玉洁都抱着脑袋躲在墙角里这么叽叽咕咕的念着。只有这么做她才能在这个满是精神病患者的疯人堆里保持理智与清醒。可是她越是这么做，她在旁人眼里看起来越像是精神病患者。
毕竟精神病患者与一般意义上的“疯子”还不是一回事儿。不少精神病患者有智力，有智商，有严密的逻辑观以及清除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他们的行为与话语并非毫无伦理逻辑可循，他们能与一般人沟通交流。他们和正常人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逻辑观乃至对世界、对生命、对各种各样的存在的理解与绝大多数的一般人不同；一般人无法理解他们的世界。
和精神病患者一起被关起来的杨玉洁暴躁易怒，冲动起来伴随有破坏欲和施虐癖。杨玉洁说话虽然有伦理逻辑，但她并不相信别人的安抚，总是絮絮叨叨地哭诉着自己被关进来是因为遭人陷害，始终不承认自己有需要治疗的精神疾病。杨玉洁还不知道她这些无法控制自身行为、具有攻击性以及被害妄想症的症状正是她被医生们判断为典型的精神失常的依据。
另一边，李全被判了八年有期徒刑。因为是杀人未遂的重罪，所以被送到了另一个省的大监狱里，和不少重刑犯关押在一起。
白天李全和狱友们在看守的监视下一起进行劳动改造。劳动改造的内容很多，李全刚进监狱，在这个监狱里又算不上重刑犯，是以被分配到相对轻松的小组里。做的活儿多是剥坚果壳、编竹篮一类。
李全是李家这一辈儿唯一的儿子，小时候过得自然是小皇帝般的生活。长大后夺了两个妹妹的嫁妆结了婚生了子，还有份稳定的工作，日子算不上富裕但也不至于捉襟见肘。过了大半辈子衣食无忧的生活，李全哪里想得到自己这个年纪还会被扔到这种地方来做粗活的？他手脚速度慢，成品质量又不高。剥个坚果壳能剥的指甲裂开，果壳卡在甲缝里弄伤了手，几天都没法再工作。编个竹篮能编得被竹条划破手指鲜血长流，又是好几天一星期没法再劳动。一天的劳动下来，李全每每都落在其他狱友的后面，免不了被人奚落嘲笑。
如果光是被人奚落嘲笑也就罢了。李全已经习惯了过被人当狗看的日子。他头一次试图摆脱被人当狗使就捅了人一刀，结果被送到了这儿。现在他已经不想再去逞什么男子气概、要什么男子尊严了。
只不过也不知道李全怎么就着了年轻犯人的眼。奚落嘲笑很快升级成了欺辱。那些年轻犯人要么在他吃饭的时候把垃圾沙土一类的秽物往他的餐盘里扔，要么直接掀了他的餐盘让他连吃都没得吃。到了打扫卫生的时候李全就会被塞进又脏又臭的厕所里，时不时地还会被人绊倒、踹翻在肮脏的蹲坑中。
李全想找狱警来评评理，狱警们却是一个个装睁眼瞎。谁都知道恶的怕狠的，狠的怕不要命的。包括李全在内，这监狱里的犯人都是闹出过人命或者是差点就闹出人命的亡命之徒。要有家有室的狱警们为了包庇区区一个犯人而得罪一群亡命之徒，这不是纯属无稽之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