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女记者便是如今《燕京日报》最大牌的记者费婉婷了,她拥有敏锐的新闻直觉能力,便走了过去。
那店老板见到一个人从车子里下来,吓得够呛哆嗦了起来,唯恐又是一个自己得罪不起的人,连忙说贵人有何吩咐。
费婉婷问及这大门是怎么回事,店老板忙说自己不小心弄坏了,岂敢说是王茂如所做。费婉婷道:“老板据实说,我是《燕京日报》记者费婉婷,拥有新闻采访权,我可以将你的遭遇公之于众。让整个社会都谴责那械人,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是什么地位,更或者是什么权贵。”
店老板便将此时前前后后说给了费婉婷说,她听罢故事之后,气得俏目圆睁,道:“真是没天理王法了,这件事我一定要当面问尚武元帅不可,店老板你且等着他们的道歉吧。”
“诶,不敢不敢,岂敢让尚武大元帅给我道歉。”店老板忙惶恐地说道,尚武大元帅是谁啊,那是全天下权力最大的人,他岂敢让人家给自己道歉,那是折寿啊。再者说了,他手下的兵骄纵点就骄纵点吧,至少没学北洋的兵拿了就走,不但不给钱还反过头来勒索一番强。只是这兵匪一家,怕是一时之间难以改变啊。老板赶紧带着酗计自己收拾了起来,费婉婷知道这老板根本不信自己的话,只好一跺脚回到车中。
“去尚武将军府！”她怒气冲冲地说。
“是,费大主编。”司机忙道。
费婉婷知道,如今想在报纸上发表抨击王茂如的文章,那是绝对发不出去的,报纸的发型要经过三道审核,第一道门槛便是报社主编的审核。如今的报社主编与民国初年那种动辄谈天论地,跳起来责骂政府的主编没法比了,那些人死的死、失踪的失踪,如今的主编们再也不敢随意抨击政府了。对于在报纸上的文章也小心翼翼起来。
说起来文人只能在有人纵容的时候敢跳出来骂政府,等到关系自己的生死问题的时候,文人们便又软弱起来,顾着自己的小生活了。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陈乾生了,这位民间左翼分子见机行事,眼观政府玩真的了,反对政府不听从命令的不是被杀就是被失踪。他立即不再写任何抨击政府的文章。因此这北洋政府也是被人骂的最凶的政府,谁都能骂两句,谁都以骂两句北洋政府为光荣。可惜北洋之后,再也没有纵容过肆意谩骂政府的时候——百年之后东方超级大国逐渐广开言路畅所欲言,但有些人真的效仿北洋时期的文人,以自己骂了政府为骄傲。美其名曰民主精英。
不过北洋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是王茂如的国防军时代,这些士兵和北洋政府的士兵绝不相同,他们对反对者的追杀是斩草除根式和追杀到死式,什么天津、上海、香港租界再也不是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们的避风港,国防军的特工们无孔不入。而随着中国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各国政府对中国的支持越来越大。躲在外国人怀中骂着祖国政府的“民主人士”也越来越不安全。
外国政府利用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来攻击民国政府,但是当民国政府对这些人施以暴力手段之后,外国政府便只能对中国政府抗议了。而这些没用的“民主人士”对外国政府而言,便是那嚼过的甘蔗渣滓,随意吐在地上,不去理会。
说起来文人一向都是咋呼的厉害,实际作用很小,报社的主编们一个个学的聪明了。再也不会轻易发表什么抨击政府抨击王茂如的文章,便是抨击孙立文的文章,也只能出现在需要的时机,谁要是想拍王茂如的马屁攻击孙立文,同样也是不可能的。
报纸出版的第二道门槛是文化局的审核,文化局有专人负责审核次日的报纸,要说这些人就是一些“文字狱”狱卒也不为过。他们严苛地审核着报纸内容,督促报纸发行,监视舆论潮流,权力也是非常大的。
第三道门槛则是印刷厂。印刷厂和报社是分开的机构公司,很多自己拥有印刷能力的报社在民国一统之后被迫将报社和印刷分成两家公司,双方签订了合作合同,一般都是二十年。印刷厂根据合同印刷报纸,但是印刷厂也可以根据报纸的内容,提出异议——如果印刷出来的内容隐射攻击民国政府或者主要领导人如孙立文、唐绍仪和王茂如三人的话,印刷厂可以终止合同,不予合作。因为一旦这种文章公布,出事之后报社、文化局和印刷厂都要负责任,谁也不想闹出事来,印刷厂更不想。
费婉婷想了又想,觉得直接报道毫无机会,还不如去王茂如家,她和朱淞筠两人如今是好朋友,可以自由出入王府。只是如今是腊月二十八了,不知道去拜访方便不方便。她想了想,对司机说道:“我们去万国百货公司,买一点礼物。”
“是,费小姐。”司机很老实地说。
费婉婷在万国百货公司买了一顶女士帽子作为礼物,便包装好来到王茂如家中,此时见到很多辆车子停在王茂如家门口前,许多人希望拜访王茂如而不得。这拜访长官是中国人的礼节,王茂如也不能一一接见,便逐个接见手下们,弄得他假期比上班还忙。
近卫们早就认识了费婉婷,便搜查了一下有没有武器之后放了进去,她进入之后没有去朱淞筠的院子,直接走向主客厅。王茂如在主客厅与手下们寒暄呢,其实很多手下他都不认识。一波国防军的军官走后,华北东北江南的名流士绅的拜帖送到了,王鹏说人家在外面等了四五个小时了,在寒冷的北京冬日,人家也是不容易。王茂如只好苦笑着说让他们一起进来吧,别冻着了,能怎么办,又不能赶人走。
“尚武大元帅好大的架子。”费婉婷这个时候冷哼一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