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文说明汉唐时期关中人口与粮食的关系：
秦汉时兴修的郑白渠，是关中泾水流域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自战国至明代，关中盆地一直享有“天府”及“天府之国”的美誉。刘敬说关中是“美膏腴之地”。司马迁认为关中财富居天下十之六。《汉书·沟洫志》有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歌谣，班固《两都赋》又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的说法。张衡《西京赋》盛赞关中“地沃野丰，百物殷阜”。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说法，在历史上流传了二千多年。多种史、农、诗歌总集、经书，都征引这句话。元明清时五六十位江南籍官员，提出发展华北西北水利以就近解决京师粮食供应的主张，其历史根据就是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依赖关中，无需海运漕运东南粮食。古往今来，人们深信“泾水一石其泥数斗”和“衣食京师亿万之口”。郑白渠果真“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吗？如果不是，汉唐大一统皇朝首都长安的粮食来自何方？关中为什么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这里的天地人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问题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君臣曾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漕运仓储、官禄民食、生计生产、供需商贸等相关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三十年来，更有学者专门研究汉唐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对于长安粮食的来源，学者们提出了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东南漕运，另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关中，再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供应，因人口、时间等因素而异。粮食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与自然环境变化有关的问题。因此，围绕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问题，还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本文将从关中天地人关系消长角度，来探讨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
汉唐时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并不完全依赖关中，而是部分地依赖东南漕运。东南指函谷关以东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区。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武帝初期，“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主要是漕运经砥柱之限，以及渭水水道曲折，加上封冻和水量不足，一年中只可通航六个月。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始修漕直渠，漕运里程减少600里，漕运较为便利。此后，“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成为汉家制度。再后来，“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山东粟、关东谷，指河南、山西之粮食。漕粮使“京师……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不可食”。司马迁关于京师富庶的描述，给人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印象。但是有谁知道，汉朝京师的富庶，关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初，漕运规模不大。贞观、永徽之际，长安主要依赖关中，每年从山东（崤山以东）转运至关中者不过一二十万石。开元初，每年约运一百万石。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三年才运七百万石。天宝中，每年约运二百五十万石。肃、代、德时代（756—804年），京师依赖江淮漕运。只要藩镇隔绝，“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德宗贞元初（785年），“太仓供天子六宫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于是增江淮之运，从浙江东西道、江西、湖广、鄂岳、福建、岭南，共运米300万石，江西节度使韩滉、淮南节度使杜亚，运至东西渭桥仓。岁终宰相计课最。贞元二年（786）四月，关中仓廪皆竭，禁军激愤，险些酿成兵变，当韩滉运米三百万石至陕时，德宗得知后，“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漕运粮解决了皇室和禁军卫士的粮食供应，缓解了可能发生的禁军事变。可见东南漕运对汉隋唐京师长安的重要。
当时许多人都认识到东南漕粮对长安的重要。萧颖士说：“兵食所资在东南”。白居易说，都畿者，利称近蜀之饶，未能足其用；田有上腴之利，不得充其费。“国家岁漕东南之粟以给焉，时发中都之廪以赈焉。所以赡关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德宗时，刘晏说，江淮、潇湘、洞庭、衡阳、桂阳漕船，“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不仅使“天子无侧席之忧，都人见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三河流离者于兹请命”。而且“舟车既通，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可追贞观、永徽之盛”。宪宗敕书：“军国费用，取资江淮”。权德舆说：“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宣宗制书：“禹贡九州，淮海为大，幅员八郡，井赋甚殷……通彼漕运，京师赖之”。这说明唐代君臣都认识到，江淮漕运对京师粮价稳定，以及政治经济的重要作用。晚唐皮日休《汴河怀古》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下多”。“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鹿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在隋则害，在唐则利。”隋开运河为隋民之害、唐朝之利，宋张洎、明丘浚的评论，大要不出其范围。
为什么汉唐需要漕运东南粮食接济长安？这完全取决于关中天地人关系的消长。传统观点，认为户口多则国家强盛。但是，纯消费性人口的增长，即长安皇室、京官、禁军、士人等多种消费人口的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粮食。他们是东南漕粮的直接受益者消耗者。京师纯消费性人口的增加，而关中生产投入的不足——国有土地数量减少（水利灌溉面积减少）和劳动力数量不足，是造成汉唐京师长安粮食供应依赖东南漕运的重要因素。古人常说，地小人众、人胜于地、生之者少食之众，并非老生常谈，而是反映了人们对粮食问题的忧患意识。
京师皇室及服务人口众多。汉武帝时，司马迁就感受到了长安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称长安“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是当时三个地小人众的地区之一。《汉书·地理志》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京兆人口就达到68万多，人口密度为95人/平方公里。长安县的人口已达到8万余户，24万口。西晋时关中人口百余万。唐长安人口约70万，其中，唐皇室宗室人口至少在3万人，开元、天宝中，宦官约5000—10000人，宫女约5万人，官奴婢有3万人，工匠乐户约3-4万人。总之，皇室及其服务人口大约15万。
京师官员人数增加。官员中，有京官（内官）和外官之分；胥吏中，有京师胥吏和外地胥吏之别。京官（内官），指京师帝王之官。内职掌，指为帝王及其家属服务的人员。职掌，指胥吏。京官和京吏之俸禄和粮料，由太仓支给。西汉哀帝（前6-2年）全国官吏130285员，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全国官吏368668员，7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近3倍。西汉京师官吏数，史书不载。东汉（25-220年）京官1055员、京吏14225员；唐贞观六年（632）京官640多员；开元二十五年京官2620员、京吏35107员。5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2·46倍。100年间，开元比贞观增加了4倍。
官员人数的增加，意味着禄米、职分田等的增加。唐京官有禄米、俸料、职分田、公廨田。京官，禄米自七百石至五十二石不等，外官禄米减京官一等。京官禄米，以太仓之粟充之。京官禄米一年约五十余万石。京官俸料，包括月俸钱、食料、杂用、课钱四部分，分别指官员购买粮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补助、工作餐和个人生活补助、自备工作所需物品补助、护卫和庶仆代役使钱之补助。上述四项，后合并为一种俸料供给。京官及外官，都有职分田和公廨田。京官及文武职事各职分田，自十二顷至二顷不等，并去京城百里内给。京兆、河南府及京县官人职分田，京城百里外给。京官公廨田，自二十六顷至二顷不等。“自大历（766）以来，关中匱竭，時物騰贵，内官不给。乃減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毎岁通计，文武正员、员外官及内侍省、闲廐、五坊、南北衙、宿卫并教坊内人家粮等，凡给米七十万石。”
汉唐京官禄米取给太仓，是漕粮支出的大宗。汉官品级，以俸禄粮石数为名，如二千石、中二千石等。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杜佑上奏：“当开元天宝之中，四方无虞，百姓全实。大凡编户九百余万，吏员虽众，经用虽繁，人有力余，帑藏丰溢，纵或枉費，不足为忧。今兵革未宁，黎庶凋瘵。数年前，天下籍帐到省百三十余万户。自圣上御极，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計得三百余万，比天宝才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出租賦者减耗若此，食租赋者岂非可仍旧如”。官员数量的增加，而交纳租赋者减少，是当时主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影响到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引起经国大臣的忧虑。
京师军队人数众多。武德年间，禁军约3万人。开元二十六年（738）北门禁军约3万人。自开元至天宝，驻守京师的宿卫兵约10万人，其中北门禁军3万，长从宿卫66000人。加上驻守同州、华州、歧州等，约12万人。唐前期府兵自办衣粮，而募兵则由国家供养。如按《汉书·食货志》“食，人月一石半”计，则10万军士，一年至少需要二百万石军粮，而不包括马料在内。天宝中，度支岁计，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其中三百万折绢布入两京库，三百万石回充米斗供尚食及诸司官厨等料并入京仓，四百万江淮回造米转入京，充京官禄米及诸司粮料，五百万留当州官禄及递粮，一千万诸道节度使军粮及贮当州仓。长安的皇宫尚食、京官禄米及折色占一千万石，各地节度使军粮约一千万。建中二年，沈既济上疏：“臣尝計天下财赋，耗斁之大者，惟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吕祖谦说：“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所谓宗庙、社稷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常视兵多少”。“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于关中不过十万。后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募）兵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府兵之法坏，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矣”。汉唐长安漕运的增加，与禄米、军粮有直接关系。
京师士人太多。读书人口增加，是使京师粮食消费增加、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隋官制，对唐乃至对中国后期皇朝影响甚巨。在影响京师长安粮食供应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隋废除九品中正制，举行科举考试，读书人要到京师参加科举考试。第二，隋官员任命考核权归吏部，所有官员都要到京师等待诠选。这两种人聚集到京师，影响到京师的粮食供应和物价平稳。当时官员曾论及于此。开元三年（715）张九龄上疏说，“每岁选者动以万计，京师米物为之空虚”。开元十七年（729）国子祭酒杨说，“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两监博士，滥糜天禄。”约玄宗开元后期，洋州刺史赵匡上奏论科举弊端，第九条“官司运江淮之储，计五费其四，乃达京邑，刍薪之贵，又十倍四方。而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无成而归，徒令关中烦耗，其弊九也。”这些人消耗了长安来之不易的江淮漕运米。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上奏论科举弊端，提出“当今天下凋敝之本实为士人太多”的观点，他说：“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乌聚云合，穷关中地力之产，奉四方游食之资，是以筋力尽于漕运，薪粒方于桂玉，由是斯人，索我京邑”；“当今天下凋敝之本，实为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养百口者，有养十口者，多少通计，一家不减二十人，万家约有二十万口”，他主张，如果一万人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则“我减浮食之口二十万，彼加浮食之人二十万；则我弊益减，而彼人益困。”减少浮食人口，可以稳定京师物价。洋州是天宝之乱后江淮漕运自汉水达洋州以输于扶风的必经之地，洋州刺史赵匡亲历督漕艰难；礼部官员职掌贡举之政令，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亲见京师贡举人数之多，亲历职事之繁。因此他们关于唐德宗时代京师物价昂贵、漕粮运输艰难、粮食消费繁重的认识，反映了实际情况。杜佑又探究了官制和科举弊端产生的根由，乃是唐代州郡县数量增多，选官途径增多，选官权悉归吏部。秦代列郡四十，两汉郡国百余，唐朝则有三百五十郡。郡县增加，必然增加官员数量。“秦法，农与战始得入官。汉有孝悌、力田、贤良、方正之科；岁郡国率二十万口贡止一人，约计当时天下推荐，天下才过百数；……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名目众多……比于汉代，且增数十百倍。安得不重设吏职”。自隋文帝开始，“内外一命，悉归吏部……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到京师参加诠选官员的数量必然增加。杜佑建议“俾士寡而农工商众，始可以省吏员，始可以安黎庶”。
京师佛道人口增多。唐长安佛寺众多，韦述在开元年间统计，长安有佛寺64所，尼寺27所，共计91所。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长安有佛寺81所，尼寺28所，共计109所。长安附近及秦岭山上还有许多佛寺，估计天宝时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佛寺至少在130-150所。如果按照每寺200人计，则长安及其地区的僧尼26000-30000人。长安城内共有道观30所，如果按照每所道观50人计，则有道士女冠5000人左右。寺院道观占有大量土地及其地租收入。但寺院道观占地，会减少关中纳粮地亩。杜佑指出关中粮食消费增多，是由于“仕宦之途猥多，道释之教渐起，浮华浸盛，未业日滋”等社会因素。
总之，盛唐时，长安人口约70万，其中依赖国家供给粮食的人口约32万，包括皇室及服务人员15万、京官和京吏37727，禁军和附近驻军12万，到京师参加选官和科举者最高1万等四种人口。如按每人年需18石计，长安依赖国家供给的30余万人口，约需粮食580万石左右。
关中郑白渠下农田，一年是否能提供580万石左右的粮食？土地，作为自然环境要素，指土壤、水系、动植物和气候等；作为生产要素，指耕地。关中生产投入不足，使其不能生产更多粮食。生产投入不足，指水利田面积的减少和劳动力人口的不足；人口减少，指关中向国家纳粮的农业劳动力（课户课口）的减少。在劳动人口素质、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不变时，耕地数量和劳动力数量投入的增加，是生产发展的关键因素。耕地和纳粮户口，才是统一皇朝发展的地理和物质基础。与消费人口的增加相反，关中土地生产能力不足，民田不足、水田减少，农业劳动力分散。
首先，耕地总量变动不多，但是关中为国家纳粮的土地面积减少。当秦孝公（前361—前338年）用商鞅变法时，关中地多人少，三晋人多地少，关中是吸引三晋的宽乡。到北朝和隋唐时，一千年间，关中人地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地广人稀，变成地少人众；由“宽乡”变成“狭乡”。宽乡指土地充足农户受田多，狭乡指土地不足农户受田少。为什么关中水利田面积会减少？大致有四种因素：
（1）王侯之家（食封之家）数量增加，使水利田面积和农户减少。分封，就是允许王侯之家直接占有大量耕地及其民户，自收租税。这必然减少国家的纳粮户和租税收入。汉初王侯百余人，王侯占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王侯土地多在东南。朝廷只有三河、东郡、颖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共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食邑还在其中。因此，汉初每年从关东漕运以供给京师不过数十万石，原因是京师官员数量少、朝廷领有郡县少。汉武帝削弱诸侯王，名山陂海尽归朝廷，汉郡**十；诸侯国大者不过十余城，小者不过数十里。汉武帝、宣帝时每年漕运东南四百至六百万石粮食到京师。“武宣以后，诸侯王削弱，方尽输天下之粟。汉之东南漕运，至此始详”。唐封爵九等，虽无其土，加实封者受国家租庸。自武徳至天宝，实封者百余家。封家食邑，遍据天下膏腴美地。到中宗景龙（704-710）时，“恩倖食邑者众，封户凡五十四州，皆据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数州，随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乐、太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丁家”。于是韦嗣立上书论封户之费：“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问戸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绢两匹，凡百二十余万匹。臣顷在太府，毎岁庸绢不过百万，少则六七十万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踰百数。国家租賦，大半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忧危。”自至徳二年（757）至大历三年（768），食实封者二百十五家，则大历时比唐初，一百五十年间增加了七八倍。凡食四万四千八百六十户。自至德元年至大历三年，封异姓为王者，凡百一十二人。十来年，封家增加了二倍多。封家增加，向封家交纳租粮的农户增加，而国家的纳粮户减少，赋税收入减少。因此，监察御史宋务光建议，禁止封家自征租税，一切附租庸输送。韦嗣立建议纳粮户交纳租庸后，“封家诣左藏仰给，禁止自征，以息重困。”直到开元时才规定，“凡诸王及公主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课户充，州县与国官、邑官共执文帐，准其户数，收其租调，均为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国。公所食邑，则全给焉。二十年五月勅：‘诸食邑实封，并以三丁为限，不须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随庸调送入京。”封邑遍及全国，但关中封邑数量无疑会占很多，直接占有了国家的租庸调收入。
（2）隋唐京官的职分田、公廨田、赐田，多在京城百里内外，减少了关中纳粮土地和农户，从而减少了关中的土地生产能力和国家收入。隋朝开皇初（589年），苏威认为京师“户口滋多，民田不贍。欲减功臣之地，以给民。”但王谊说，“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功臣土地多，而民田不赡。关中及三河，民田不足尤甚。开皇十二年，“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其年冬，帝命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算。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毎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关中成为著名的狭乡，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3）佛道寺院占地甚多。狄仁杰说：“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4）长安皇宫、王府、官邸、旅舍、民用和商业建设的增加。以上诸多因素，都使关中耕地减少。
其次，权势之家占有耕地，势必占有水利资源，关中郑白渠灌溉面积减少。唐朝重视水利事业，盛唐时关内道水利工程9项，次于河北道和河南道。关中水利工程，大半因汉魏之旧，但是工程数量、新辟水源和营建技术上都超过了前代。同州自龙门引黄河溉田六千余顷，朝邑、河西引洛水和黄河水灌田，水利工程向渭河南岸扩展。但是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减少了。秦汉时郑白渠灌溉面积达4万余顷。唐朝权势之家多在泾河渠道两岸设置水磨牟利，使水量减少，灌溉面积减少。高宗永徽六年（665），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说：“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磑，止溉一万许顷”。在高宗、玄宗、代宗、宪宗时代，王公权要之家以水碾阻断水流妨碍民田的情况，非常严重，京兆府的官员不止一次地依法撤去私碾，但是不久就恢复如旧。“至大历中（766-779），水田才得六千二百余顷”。自大历到宝历（826）六十年间，上游泾阳县权势之家阻断水流，影响了下游高陵县灌溉。要之，围绕郑白渠水利所进行的水磨和灌溉之争，实际是豪强争夺国家的利益，郑白渠的灌溉能力大大缩减了。
再次，劳动力投入不足，关中社会总人口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不足。唐朝京师各种消费性人口增长，而为国家纳税的农业生产力人口减少了，中唐以后情况尤甚。不少官员都指出，佛道人数增多，减少劳动力人口，从而减少了国家税收。狄仁杰说：“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李峤说：“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人，其中高户多丁……且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补之？”姚崇说：“自神龙以来，公主及外戚皆奏请度人……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杨炎说：“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佛道寺院占有土地、荫附避役农民，而为国家纳税的劳动人口大大减少了。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指出，近代以来，入仕之门太多，贵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入仕者多，则农工益少；农工益少，则物不足，物不足则国贫。九品之家，不纳赋税，子弟又得荫补恩奖，坐食百姓。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如沈泉。欢娱忧苦，若天地之相远，禄利之资太厚。尽管缺少数量统计，但为国家纳粮农业劳动力减少，而仰食于太仓者增多，确是唐人比较普遍的看法。
汉唐时关中不足以供长安。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隋文帝率百官、百姓到洛阳“就食”。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等，时常到东都洛阳“就食”。武则天前后居洛阳30年210天。关中粮食不足，洛阳漕运便利，当是原因之一。唐高宗末年（683年）陈子昂上奏：“臣闻秦都咸阳之时，汉都长安之日，山河为固，天下服矣。然犹北取胡宛之利，南资巴蜀之饶，自渭入河，转关东之粟；踰沙绝漠，致山西之储。然后能削平天下，弹压诸侯……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为阙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尔。顷遭荒谨，人被荐饥。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陇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此朝廷之所备知也……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至于蓄积，尤可哀伤……遂欲长驱大驾，按节秦京，千乘万骑，何方取给？”他反对从东都运送唐高宗灵柩回长安，其理由是三辅遭遇旱灾，长安无法供应朝廷百官的基本生活需求。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上奏：“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关中地狭、粮食不足，成为朝廷最大的忧虑。
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杜佑《通典》指出，秦以关中而灭六国、唐以天下财赋供京师而国势不强的原因，在于关中水田和农业劳动力不足：“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人发秦地利，优其田宅，复及子孙。而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兵强国富，职此之由。其后仕宦之途猥多，道释之教渐起，浮华浸盛，未业日滋。今大率百人，方十人为农，十人习战，其余皆务他业。以古准今，损益可知。又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盛唐永徽中，两渠所溉唯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二百余顷。比于汉代，减三万**千顷。每亩所减石余，即仅较四五百万石矣。地利损耗既如此，人力分散又如彼，欲求富强，其可得乎！……诚能复两渠之饶，究浮食之弊，恤农夫，诱其归，趣抚战士，励其勋伐，酌晁错之策，择险要之地，缮完城垒，用我所长，渐开屯田，更蓄财力，将冀收复河陇，岂唯自守而已哉！”杜佑从农业劳动人数和水利角度，来评论秦汉关中的富裕和唐中期关中的衰败。秦汉，关中农业劳动力占全部人口的二分之一，农田灌面积近五万顷；而唐朝，关中农业人口才十分之一，而灌溉面积不足万顷。如能恢复关中农业发展，就仍可建都关中。但杜佑也意识到关中经济地位的下降。稍后，韩愈《原道》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古代农、工、贾都是生产者，只有士人才是消费者；唐代从事生产的仍是农、工、贾，消费者则包括士、僧、道，即“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生产者少消耗者众是财富贫乏、人民流离失所的根本原因。韩愈的说法，反映了人们对粮食生产与消费比例失衡问题的普遍忧虑。
开元、天宝时，当时天下赋税收入尚能满足长安所需的580万石粮食。天宝中，度支岁计粟二千五百余万石，其中一千万石入两京库、京仓，充尚食、京官粮料，五百万留当为外官禄米，一千万石供诸道节度使军粮及贮当州仓。德宗时“每岁天下共敛……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其二百余万石供京师，千四百万石给充外费。”二百余万石供京师，比开元天宝时减少一千万石。需求依旧，而赋税收入减少，六宫尚不能及时供应，京官禄米俸料不能全给。自至德后（756年）不给京官禄米。“自大历（766年）以来，关中匱竭，时物騰贵，内官不给。乃減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毎岁通计，文武正员、员外官及内侍省、闲廐、五坊、南北衙、宿卫并教坊内人家粮等，凡给米七十万石。”德宗兴元元年（784）十二月詔，“京百官及畿内官料俸，准元数支给。自幸奉天后，运路阻绝，百官俸料，或至阙绝，至是全给。”昭宗乾宁初，有官员建议“取中外九品以上官两月俸，助军兴。”遭到宰相的反对而作罢。
长安太仓所需的580万石粮食中，关中能生产多少粮食？关中能交纳多少粮食？史书关于郑国渠的灌溉效益的记载，是有问题。唐大历初，郑白渠灌溉6200余顷，以亩产4石计，则仅收248万余石；旱田3000余顷，以亩产1—2石计，约收30—60余万石。水旱田合计约收获300余万石。唐前期课户课**纳租米，建中以后按丁产户等交纳两税。关中农户能交入京仓的税粮，大约最多二百万石。开元二十二年后裴耀卿为转运使，三年运700万石。二十五年，年成丰收，朝廷在关中收购数百万石余粮，下诏停止当年关东漕粮运输。天宝中每年漕运二百五十万石，而德宗时“令江淮岁运米二百万石”。”要之，关中每年大约能提供二百多万石，需要漕运关东二三百万或四百万石，才能满足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需要。而这个数量正是汉武帝以后、唐德宗贞元以后，一般年份的漕运额。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郑白渠并没有“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以上分析了汉唐京师长安粮食供应并不完全依赖关中，而东南漕运亦占半数以上的各种社会因素。这个问题，与自然因素有无关系？朱士光先生根据陕西省气象局与气象台的统计，认为，自公元前2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关中水旱有增多趋势，并且与气候变化相关。春秋、战国、秦与西汉前期（公元前770—前122年），关中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高于现代1-2c，平均降水量多于现在。西汉后期至北朝（前121—581年），关中气候寒冷干旱。隋和唐前中期（581—805年）7、8世纪，关中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高于现代1c左右，年降水量高于现代。唐代后期即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至北宋（即贞元年间之后的9世纪—11世纪），气候凉干。
可以看出，长安的粮食供应与关中气候变化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性，即西汉前期和唐前中期，关中比较温暖湿润。这些时期，长安的粮食供应，主要依赖关中。汉武帝以后，及唐德宗贞元以后，关中气候以冷干为特征。长安的粮食供应，则主要来自东南漕运。这个变化，除了前述的各种社会因素外，温度和降水的变化，是造成关中粮食生产能力不足、依赖东南漕运的自然条件因素。温度的降低，降水的减少，主要通过影响作物的生长期和土地的生产能力，来影响人类社会。而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各占多少比例，则比较难于确定。
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班固引用民歌“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作为信而有征的史料，来证明郑白渠是京师衣食之源，并不十分确切。汉唐长安粮食供应，关中大约只能提供二百万石左右，要依赖东南漕运三四百万石。而造成关中生产能力不足的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有多种：（1）长安纯消费人口的增加，如皇室及服务人口、京官京吏、京师驻军、参加选官和科举考试人员、商业和佛道等多种人口的增加。（2）关中农业生产力的不足，如为国家纳粮的耕地减少、关中水利田面积减少（如食封之家的增加、京官职分田公廨田赐田多在京城百里内外、佛道寺院的占有土地，以及建设占地的增加等）、关中为国家纳粮的农户减少等。（3）自然因素，则是前2世纪至6世纪（汉武帝以后至北周），9世纪—11世纪（唐德宗贞元至北宋前期），关中气候向冷干的转变。所以，民歌所说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说法并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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