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唐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势力大不如前，无力抵抗吐蕃的强势进攻。唐朝前期，尤其是唐太宗统治时期，由于他奉行“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使其周边的民族部落、政权都臣服于其下，正是所谓“四夷来服，八方宾服”，创造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天下安定、和平的贞观盛世，使大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然而，随着唐太宗的去世，唐高宗的即位，大唐也开始由盛世渐渐走向衰世，势力大减，原本臣服于大唐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开始反抗，脱离唐的统治，甚至侵犯唐朝边境，如突厥、吐蕃、南诏甚至渤海等，尤其是吐蕃，在唐太宗与松赞干布相继去世以后，与大唐的关系开始恶化，双方常常剑拔弩张。而对于唐朝内部本身来说，也是忧患重重，政权不稳，皇位更替频繁，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唐朝统治者又只有先稳定外部，以求加强对内部政权巩固。由于之前在西北边境上设置的安西都护府等军事机构，在这一时期也是势力衰弱，作用微小，为了防御吐蕃的强势进攻，只能设置新的军事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由此，唐朝实行了一套“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
其次，唐蕃关系发生了变化，由和平转为了战争。在唐太宗之前，唐和吐蕃之间几乎没有正面接触过，“吐蕃……近世浸强，蚕食他国，土宇广大，胜兵数十万，然未尝通中国”，双方彼此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在贞观八年(公元634)，松赞干布向唐求和亲，太宗想借此事试探一下吐蕃的虚实，没有答应和亲，只是“遣冯德遐下书临抚，弄赞闻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公主，乃遣使赍币求婚，帝不许”。
于是，便有了贞观十三年(公元639)的松州之战。虽然此次战役是以唐朝的胜利而告终的，然而，太宗也意识到了吐蕃的强大，对其势力也不敢小觑。所以太宗从政治、军事、边境等方面考虑，为了西南及西北边疆的稳定，对于吐蕃的第二次请求和亲，便予以答应，贞观“十五年，妻以文成公主”。文成公主的入蕃，使唐蕃之间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双方边境基本上相安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的相继去世，由他们建立的和亲政策、友好关系也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唐蕃之间长达170余年(公元650～821年)的战争与友好往来交织发展的复杂局面，唐蕃关系和战无常，而又以战争为主。松赞干布去世后，吐蕃军队就开始不断侵犯唐朝边境，攻扰附属唐朝的部落政权，而此时唐朝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势力大减。所以对于吐蕃的骚扰，唐政府也一改唐太宗时期的军事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便是其防御策略“安河陇、保长安”的一项重要措施。
再次，河西、陇右的战略地位。河西、陇右大致在后世甘肃省一带，简称河陇，其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河陇地区是中原王朝通向西域、中亚乃至西亚、欧洲的门户，是丝绸之路上的大动脉，同时也是中原王朝防止少数民族入侵中原、攻扰内地的屏障及边防重地，“镇河山襟带，厄束羌、戎”。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河陇地区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正是所谓“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汉武帝时期为了免受匈奴向汉朝内地骚扰、掠夺，曾几次大规模向西域用兵，终于将匈奴赶至大漠以北，汉朝在此设置了河西四郡(张掖、武威、敦煌、酒泉)，并在公元前60年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汉武开河西，遏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使不得解雠，合约为中国患”，以此保证了西汉王朝西北边境上的安宁与稳定。从此开始，河西、陇右地区成为中原王朝统治的一部分，也成为中原王朝的重要的战略军事基地。
在唐朝，河陇地区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其北有突厥，西有回纥，西南有吐蕃，而且这三个少数民族在当时也可谓是强大的政权，有时其势力甚至可以与大唐相媲美。唐朝统治者为了其边境的安宁与稳定，防止少数民族向内地的侵扰，尤其为了防止吐蕃的进攻，高度重视河陇地区的战略地位。“河陇地区是丝绸之路的要孔，在战略上据有极重要地位。吐蕃若控制了河陇，既可切断与西域的联系，又可成为进攻唐朝心腹地区的跳板。吐蕃奴隶主的攻唐战略即是先蚕食边境军事据点，然后重点突破陇右，遮断河西，孤立西域，进而兵锋直指唐朝政治中心长安。”所以，河陇一带是吐蕃与唐朝交战的最为频繁的地区。针对吐蕃的这种攻唐战略，大唐对河陇地区做了细致的军事部署。
唐太宗时期，全国划为十道，河陇隶属陇右道，包括安西四镇及北庭都护府等军事重镇；睿宗景云二年，从陇右道中分置河西道，“贞观元年，分陇坻已西为陇右道，景云二年，以江山阔远，奉使者艰难，乃分山南为东西道，自黄河以西，分为河西道”，并设置河西节度使和陇右节度使。关于河陇地区在防止吐蕃进攻中的战略地位，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唐初的河西地，贞观中地益拓置四镇，咸亨初为吐蕃所陷，长寿元年，复收四镇，议者请废之，崔融曰：‘太宗践汉旧迹，并南山抵葱岭，割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高宗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遂张入焉耆之西，今若又弃之，使彼得四镇，必临西域，西域震则威憺南羌，南羌连卫，河西必危已’”，也正如唐初名相褚遂良所言：“河西者，中国之心腹”，提议唐太宗重视河西地区，也可见河陇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自永徽元年(公元650)，吐蕃军队开始压兵唐朝边境，双方往往剑拔弩张，终于在咸亨元年(公元670)，迫使唐朝放弃安西四镇。随后，永隆元年(公元680)，吐蕃侵扰河源；证圣元年(公元695)，吐蕃入侵临洮；“(开元)二年八月乙亥，吐蕃寇边”、“四年二月辛酉，吐蕃寇松州”等等。吐蕃屡屡侵犯唐朝边境，虽然期间有金城公主入蕃，但这只是唐蕃之间战争关系中的一段和平的小插曲，最终没有改变双方的矛盾关系，唐蕃之间的战争仍是屡屡发生。
吐蕃来势汹汹，处于政权不稳定阶段的大唐对于吐蕃的强势进攻，似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往往处于防御之势。基于此，大唐统治者为了边疆的安宁，以防吐蕃的不断入侵，所以“……为诸将节度，以定其乱”。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为了防止吐蕃及它与回鹘可能发生的联系，特设置河西节度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等七州；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为防止吐蕃的强势进攻，又特设置陇右节度使，领秦、河、渭、鄯、兰、临、武、洮、岷、廓、叠、宕等十二州。河西、陇右两节度使共驻精兵十四万三千人戎守，对吐蕃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使吐蕃难以攻入。
由于河西、陇右在唐朝有着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再加上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也就合情合理合时宜了。河西、陇右节度使设置在唐蕃战争最为频繁、都护府等同虚设的情况下，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责任重大。事实上，河西、陇右节度使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防御了吐蕃的进攻，保卫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稳定，同时也助唐朝中央政府平定内乱，护卫了京师的安全。可以说，河西、陇右两节度使即“安”了“河陇”，也“保”了“长安”。
首先，“安河陇”。开元二年(公元714)秋，吐蕃大将坌达延、乞力徐等率十余万众进寇临洮、兰州、渭州，吐蕃从九曲之地，攻打唐朝，挑起事端，此距金城公主入蕃和亲还不到十年(公元706～714年)，随着吐蕃军队的入侵，唐蕃第二次短暂和平告一段落，双方又开始了争夺战争，吐蕃“自是连年犯边”。
唐朝为了防御吐蕃在河陇地区的军事进攻，以“郭知运、王君奐，相次为河西节度使以捍之”，开元五年，以郭知运遥领陇右节度使。唐朝在河陇地区驻扎精兵强将，而且兵力众多。自从河西、陇右节度使设置以后，唐朝在唐蕃战争中无论是进攻或是防御，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是唐蕃双方自永徽年间开战以来，唐朝取得胜利较多的一个阶段。
开元五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进攻吐蕃获胜，“七月壬寅，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及吐蕃战，败之”、开元六年(公元718)，郭知运又率军进攻九曲地区，大获全胜。经过几次失败以后，于“七年六月戊辰，吐蕃请和”。吐蕃的这次请求和约，虽然没有与唐朝形成文字上的签署，但在此后几年，唐蕃之间在河陇地区也保持了一段和平时期。可是此时，唐朝正处于第二个盛世，即玄宗开元盛世的阶段，皇帝开明，同时也好大喜功，而边城将士亦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于是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24)，陇右节度使王君奐对吐蕃发起进攻，双方再次燃起战端。“(开元)十五年正月辛丑，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君奐及吐蕃战于青海”，双方在青海一战，断断续续进行了几年。在初期，双方互有胜负，到了后期，河西节度使萧嵩利用反间计，造谣吐蕃大相悉诺逻恭禄背地里与唐相通，赤德祖赞不明真相，将其杀害，“嵩纵反间，杀悉诺逻恭禄”，致使吐蕃军队涣散，又无良将。在这种情况下，随后吐蕃发动的几次攻势，都在唐朝强大兵力的防御、反击下遭到了失败，而唐朝却乘胜攻克收复了许多城池，如“(开元)十六年正月壬寅，赵颐贞及吐蕃战于曲子城，败之”、“七月，吐蕃寇瓜洲，刺史张守珪败之”、“乙巳，陇右节度使张志亮、河西节度使萧嵩克吐蕃大莫门城”、“八月辛卯，及吐蕃战于祁连城，败之”、“十七年三月戊戌，张守珪及吐蕃战于大同军，败之”、“(天宝)十三载三月，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败吐蕃，复河源九曲”等等。
吐蕃一次次的失败，使其赞普不得不考虑重新与唐朝讲和。双方从各自利益出发曾多次会盟，但是由于双方边境战火迭起，近十次会盟都终归失败，直至最后一次，即长庆会盟，才最终结束了双方170多年的争夺，但那已是100年以后，唐蕃双方都走向衰败，无力再战之时的事了。在这之前，双方的争斗仍然继续着，河西、陇右节度使所驻扎的精兵强将还担任着保护河陇地区的责任，在此基础上，也就保障了河西走廊畅通及唐朝的商旅来往的安全。
其次，“保长安”。河西、陇右节度使除了保护了河陇地区的安全、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外，同时也助唐朝平定内乱，护卫了京师安全。唐朝历史自从进入天宝年间，逐渐开始走向衰落，玄宗不理朝政，任用奸臣。而地方节度使权力越来越大，集地方财、政、军大权于一身，“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险要，专方面，既有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致使节度使所统辖的藩镇割据逐渐形成。终于在天宝十四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及其部史思明发动叛变，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了洛阳、长安。中央政府抽调河西、陇右及北庭、安西四镇的精兵强将东进平叛，护卫京师。经过长达八年的奋战和政治妥协，“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下去。后广德二年(公元764)又有仆恩怀恩造反，又是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命监军柏文达率军解救京师之危。
唐朝的两次大的内乱，在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的协助下，终被平息下去。
然而，随着唐朝内乱的平息，河陇地区却逐渐被吐蕃所占领。安史之乱期间，河西、陇右节度使的精兵被东调，河陇地区空虚，因而“吐蕃乘我间隙，日蹴边城，或为掳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数十州”。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吐蕃陷威戎、神威、武宁、宣威、金天、天成等军和定戍等城；第二年，又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漠门等军；宝应元年(公元762)，陷临洮。取秦、成、渭等州；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入大震关，取兰、河、鄯、洮等州，至此，“陇右地尽失”。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吐蕃又占甘州、肃州，十一年，再占瓜州；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占沙州，贞元七年(公元791)，攻陷西州。
安史之乱后不到半个世纪，河陇诸州及安西、北庭辖地皆被吐蕃占领。广德元年，吐蕃控制了河陇地区后，曾一度兵锋直指长安，代宗出逃。虽然十三天后，郭子仪率军收复长安，但这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安史之乱”及仆恩怀恩造反而两度抽调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原因所造成的，同时也突出了河陇的重要战略地位及河西、陇右节度使的重要作用。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又可以看到节度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节度使设置的初始目的是防止少数民族进犯，保障边境安全与稳定，其性质是纯军事性的。在初期，节度使也的确起着军事作用，达到了预想的目的。可是，到了后期，节度使集地方军、政、财大权于一身，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藩镇割据也由此产出，大唐也形成了外强中干的政治形势，加剧了大唐的衰亡，“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
清末史学家赵翼曾说：“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之势日强，安禄山以节度使起兵，几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迨至末年，天下尽分裂于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
不说别人，就说李曜，若非在河中时财、政、军三权齐掌，哪里有机会西进长安，继而成为“关中王”，控制朝廷，威震天下？
可见节度使的设置，在后期不仅没给唐朝边境带来安定，相反，却使唐朝内部陷入动乱，从而引发了藩镇割据势力的不断争斗，并最终断送了大唐江山的命运，“盖唐之乱，非藩镇无以平之，而亦藩镇有以乱之”。这是从整体上来看，节度使设置的负面影响。
仍说河陇地区，在被吐蕃占领后，河西、陇右节度使也随之消失，虽然在瓜州人民起义首领张议潮收复河陇后，唐朝又恢复了河西、陇右节度使，但此时唐蕃双方的势力都走向了衰败，已经无力为河陇而争战，所以河西、陇右节度使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作用，相反却形成了一支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历史上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在河陇地区，陆续出现了三个独立性的地方政权，即瓜洲归义军、甘州回鹘和凉州蕃汉联合政权，实际上也间接地加速了唐帝国的灭亡，更使河陇地区陷入地方割据政权的状态。至此，大唐的“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也就失去了其实际意义。
总而言之，唐蕃之间自永徽元年(公元650)到长庆会盟(公元821)，进行了长达170余年的争夺，双方争斗的焦点多数情况下是河陇地区，由于吐蕃奴隶主的攻唐战略即是先蚕食边境军事据点，然后重点突破陇右，遮断河西，孤立西域，进而兵锋直指唐朝政治中心长安，而河陇地区对于吐蕃来说，进可攻，退可守，是个有利的军事作战基地。但河陇地区对唐朝的战略作用更加突出，它担负着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保护边境稳定、安宁及内地安全的责任。清时顾祖禹曾说：“盖其地跨越边塞，保险阻，宜畜牧……天下多事，群雄恒睥睨于此”。可见河陇地区的重要性，由此，河陇地区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成了唐蕃争夺最为频繁的地区。
从吐蕃的攻唐战略中可以看出，吐蕃要先攻破河陇，再以河陇为根据地，进入长安，所以对于唐朝来说，要想防止吐蕃势力伸入腹地，保住河陇地区至关重要。关于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作用，可以看出唐朝对吐蕃的防御策略是守住唐蕃边境咽喉之地，即河陇地区。“安河陇、保长安”成为了唐朝前、中期防范吐蕃进攻中原的主要军事战略。以河陇地区为军事防线，在此驻扎大量的精兵强将，防御吐蕃的进攻，从而保卫长安的安全。
在安史之乱之前，河西、陇右节度使始终担负着防御吐蕃进攻，防止其势力伸入腹地的重任，吐蕃也始终没有突破河陇这道军事防线。虽然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了河陇，还曾一度占据长安，但其也很快退出了长安，并且由于吐蕃内部矛盾加重，势力衰弱，无力统治河陇，再加上河陇人民的起义不断，所以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张议潮收复了河陇地区，在名义上河陇地区又归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而此后由于归义军自身发生内乱，加之朝廷无力西进配合，才导致了今日河陇地区再次不复为大唐所有。
但即便李曜有着坚定的“削藩”之心，从全国来看，节度使的设置，也的确致使唐朝后期形成了藩镇割据，并最终断送了大唐江山。但从对吐蕃的进攻防御上，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却是成功的，毕竟安史之乱之前，它达到了唐朝设置的预期目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安河陇、保长安”的这种防御策略，对于唐朝来说也是成功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功不可没。
而李曜此时抛出河西陇右两个节度使的位置，其用意却是非常复杂的。郭崇韬此时心中能够猜测到的，就足有三点。
第一，打通与归义军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事实上郭崇韬此时并没有看出这一条有什么迫切的需要。因为在他看来，即便打通了与归义军之间的连接，归义军如今其实也是割据一方的，难道打通连接之后，归义军就会老老实实地完全听命于朝廷，该交税交税，该交兵交兵？恐怕很难。所以他很奇怪秦王知道归义军的情况之后立刻就要对那边下手的急切心情从何而来。
第二，打击吐蕃力量。这一点郭崇韬倒是完全可以理解，吐蕃趁大唐内乱，丧尽天良的事情干得多了去了，但凡大唐之人，谁不恨吐蕃？正好吐蕃现在也衰落了，大唐若有余力取回陇右河西，那就好比把自己被人抢去的东西拿回来，这还需要讲客气、讲理由么？
第三，就是一石二鸟，或者按照他的想法，是“三石群鸟”。趁着剿灭李茂贞、平定两川的巨大军事胜利，朝廷威望达到近些年的顶点，秦王作为朝廷主宰，要向周边方镇——特别是关中乃至更西边的方镇展示威严了。当然展示威严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估计是要迫使如朔方、泾原、归义乃至于邠宁、天雄都完全臣服于朝廷——或者说他秦王本人。
郭崇韬在这边揣度李曜的心思，实在还只是小儿科，作为亲信谋士的李巨川，对李曜的心思看得更加明白。
此时李巨川听了李曜刚才的话，心中波澜起伏，暗道：“大王这着棋下得厉害！明面上的那些原因别看似乎已经很充足，但大王这种每一步举动都必须要拿到切实利益的人，岂会仅仅为了炫耀威严而布这么一局？他这是故意要将李嗣昭、李嗣源和李存审三帅从关中附近调开，而且是远离河东啊！”
李巨川心中暗喜，却又一叹，想道：“可惜以晋王之能，肯定看不出这一点，因为在他看来，河西陇右这两大节度使，纵然陇右一分为二，也比关中三帅原先所占据的三镇要强了不少！而从地势上来说，关中三帅如能顺利拿到河西、陇右、平西三镇，那么河东只要再想点办法拿下朔方，便对秦王的势力来了个半包围，战略态势看起来反而更好了一些。以晋王如今开始防备秦王的心态来看，他必然会认可这种变化。却不想，秦王最善长的套路里头，就有这一手请君入瓮！看吧，一旦到时候三帅真拿下河陇，原先的邠宁、泾原、秦成三镇，必然会被撤藩收归朝廷直辖，而朝廷多半又会继续增加军队，虽然咋一看整个关中附近的总兵力没有变化，但实际上朝廷手中能够动用的机动兵力却必然更加充足，而且从地域上来讲，其回旋的余地也就更大。”
他再思索了一下，又想到：“而且河陇丢失多年，其东面的泾原、邠宁、秦成等地防备也已完善，就算将来三帅真有根秦王反目的一天，那时的秦王也有足够的把握将三帅直接阻拦在关中这根本重地之外，而那时候的河东，反倒孤立无援了。”
李巨川想到此处，望向面色如常的李曜，心中忽然升起一丝畏惧，脑中闪过一个念头：“秦王心计如此之深，防备如此之严，可为何此番还要不顾一切地去太原这险地？真的只是因为不能承担这不孝的骂名么？还是……他本就有了十足的把握，知道晋王一定不会拿他怎样？可是，理由呢？什么十几万大军摆阵晋州、什么府州折家威慑北疆，这绝不可能是秦王如此胆大的理由！要知道，晋王如果真要杀他，就直接杀了又如何？就算这十几万兵是秦王嫡系掌握的，可是关中、汉中、两川……多少秦王麾下的大将是河东出身？一旦秦王身死，他有没有子嗣，晋王还怕不能传檄而定，甚至让他们直接臣服？更何况还有关中三帅可以直接威胁长安呢！可这些，秦王自己不可能不知道！那……秦王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后手，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如此镇定果断、有恃无恐？”李巨川只觉得自己一时头大如斗。
这样的明公……也太难伺候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