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熹二年五月，刘辩下诏征泰山太守应劭为御史中丞，负责纠察百官。并在明堂附近建法学院，招收法律人才，研究大汉修法事宜。
刘辩在朝中大刀阔斧的动作，引起了朝臣们的高度关注，尤其是他逐渐偏离儒家规范的行为，让他们深感到不安。朝中士大夫集团开始针对刘辩的行为作出了反击。
士大夫集团中一向以袁隗为首，袁隗不但是身为太傅，还有录尚书事的大权，所以大臣们公推袁隗上书进言。不过袁隗可不想一个人干这事情，便想联络另外几位咨政大臣一起行事。
此时朝廷上的六大咨政大臣中，刘虞请辞，马日磾辞官归隐，虽然后又被袁隗劝说出山，可刘辩并没有让他重新进入朝堂，而是给了他一个弘农太守的职位打发的远远的。至于卢植完全是刘辩的自己人，袁隗干脆忽略他直接找到了太保杨彪的府上。
然而令袁隗想不到的是他在杨彪府上却吃了一个闭门羹。仆役告诉他杨彪病重不见任何客人，连椅子都没坐热便被撵了出来。
出了杨彪府，袁隗心里恼怒万分。杨彪不早不晚的在这个时候得病，分明是想躲起来当缩头乌龟。他心里存着什么心思袁隗自然十分明白，在朝中虽然杨彪所代表的杨氏家族和他袁氏家族同样都是豪门大族，很多家族之人也都出任过朝廷三公，可袁氏家族从袁隗祖父袁京开始就大量培植门生故吏，而杨氏家族却一向以孤忠为名，朝中党羽甚少，故而到现在袁氏家族在朝中的势力始终压着杨氏家族。
杨彪此刻避而不见袁隗，打的就是让袁隗和刘辩掐架，自己躲在背后渔翁得利的念头。
袁隗想到这不由得心里连连冷哼，自语道：“竖子短视！你此刻想着的是将我们袁氏一族取而代之，却没有想过小皇帝的盘算是将我辈一网打尽？”
杨彪的不合作，让袁隗又气又怒的打道回府。至于黄琬那里他根本就没有去，黄琬曾被诬陷为党人关了二十多年，多亏当时的太尉，杨彪的父亲杨赐力保才又出仕为官，所以黄琬完全是杨氏家族的人，找他估计也是浪费时间。
没了这些强援，袁隗也只好自己赤膊上阵。纠集了朝中的一帮党徒，开始向刘辩发难。
他们没有去管应劭升为御史中丞之事，而是针对法学院的建设纷纷上书刘辩，内容无非就是劝导刘辩不要重蹈前秦覆辙，应以儒家教化为本。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尽管在早朝上哈气连连，可刘辩还是耐心的听完了他们的奏疏，并对上表直言的、伍琼等人表示了高度的赞扬和虚心的接受。还下诏广开言路，并且表示自己绝对不会以言罪人。一番做派下来倒也塑造了一付顺言纳谏的明君形象。
刘辩如此做，使得准备挽起袖子大干一场的士大夫们感觉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开始他们沾沾自喜的以为小皇帝怕了他们，可是很快就见识到了刘辩无耻的一面。
说归说，听归听，可是法学院仍然继续组建着，并且已经开始向天下广招贤达名士授课，并且还开始整理先秦的一些法家书籍和《九章律》等大汉律法做教材。
士大夫们怒了，袁隗牵头再次上书刘辩要求停建法学院，朝会上的刘辩对此仍然是连连点头，可就是不办事。
皇帝不要起脸来，大臣们也干没辙。
面对刘辩的厚颜无耻，士大夫们也无可奈何。不甘心失败的袁隗找来了南阳人何颙，让他在洛阳士子间发动舆论，鼓动洛阳士子上书刘辩阻止开建法学院，造成一种民情汹汹的局面。
何颙也算是当代名士，有知人之才。荀彧年少时，何颙见到他便惊呼为“王佐之才”。初次见到曹操也认为他是安定汉家天下之人。年少就名显于太学，多与党人陈蕃、李膺为友，针砭时政。“党锢之祸”后，因宦官诬陷而遭到政府通缉，隐名避姓的逃往他乡。袁绍仰慕他的名声多与他结交，他也多次潜回洛阳和袁绍商议，帮助那些受朝廷通缉的党人躲避追捕。
刘辩继位后，虽然尚未解除“党锢”，但是对党人的压迫已经停止了，洛阳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何颙也趁机返回了洛阳，开始公开露面，在洛阳士子间谈论时政。
正因为何颙在洛阳士子间的影响力，所以袁隗安排他鼓动洛阳士子反对法学院的建立。
然而就在何颙刚刚煽起一点风火的时候，刘辩所控制的传媒《洛阳时报》立刻便开始反击，先是在头版的社论里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述而来国家与律法之间的关系，及律法对强国的重要性。
如今《洛阳时报》已经是洛阳士子间人手必备的一份读物，社论的文章一出，立刻在士子见产生了巨大的讨论。这个时代的士子也并不全是刻板、守旧的腐儒，面对着已步入乱世之秋的大汉帝国，有些有识之士也在跳出儒家的思维圈，思考其他的救国之道。
刘辩、应劭也适时的在《洛阳时报》上发表一些文章谈论律法对国家秩序的好处，这引起了很多思考其他救国之道的士子的共鸣，当然，更多的人还是表示了反对。
有人也尝试着向《洛阳时报》投稿发表自己的看法，想不到《洛阳时报》不但采纳了他的文章，还给他寄来稿费。这一下引起了更多士子的蜂拥投稿，无论持赞同或反对的观点的稿件，《洛阳时报》都择优刊登，双方在《洛阳时报》上展开了一阵激烈的辩论。
真理越辩越明，这场政治争论并不是一件坏事，反而它有着很高的破冰意义。它打破了自汉武帝以来思想上独尊儒术的一言堂局面，人们开始一点点的思考儒家思想以外的东西。虽然现在大部分人仍然坚守着儒家思想而不动摇，可是只要有不同的声音继续争论下去，大汉民族又会进入自春秋时代以来，再一次的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
在头版的社论发表之后，《洛阳时报》同时又刊登了一条爆炸性的关于何颙的丑闻。
原来何颙在流亡的日子时难耐寂寞，便和洛阳的一个有夫之妇勾搭在一起。每次潜回洛阳除了和袁绍商议营救受难党人之事，就是和这个妇人鬼混在一起。
这个妇人的丈夫乃是一介寒门，身体又不好，欲求不满的妇人自然与何颙勾搭成奸，这原本只算一桩风流韵事，汉朝的风气还没有明清时期那么保守，况且那妇人的丈夫死后，妇人便改嫁他人，两个人的关系也就断了。
可是没成想昔日之事被人现在挖了出来，改头换面的说成了是何颙**那妇人，而且那妇人的丈夫还是何颙的结义兄长，何颙这么做完全是“淫大嫂”。更严重的是，报纸上还爆料何颙为了和那个妇人行淫，竟然罔顾自己病逝的父亲，不去守孝。
这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在以孝为最高美德的汉代，这种事情完全是不被原谅的。事件一曝光立刻就有人堵在何颙的家门口，跳脚大骂何颙是斯文败类，不孝不义之徒。
有人起头，自然有同样义愤填膺的人加入进来，一时间何颙家门前群情激奋，骂声不断。
何颙门也不敢出，在家里被骂的郁闷之极。他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与那妇人有染不假，可那也是你情我愿之事，何来**一说？而那妇人的丈夫自己仅见过几次面，顶多算是一个点头之交，哪谈得上义结兄弟。至于说自己不去守孝，父亲死那年自己确实和那妇人有过几次，可那是在父亲病逝之前，父亲死后自己马上就赶回去守孝了。
面对着《洛阳时报》歪曲事实的文章，何颙憋屈的有缘无处伸。有心出声为自己辩驳几句，可他个人的声音怎么能有报刊传媒的力量强大，最后迫于无奈的何颙只好走上了一条明智但却是他不愿走的路——诉之法律。
何颙报官称《洛阳时报》诬陷他的清白，有损他的名誉，要求官府将其法办。《洛阳时报》得知这个信息后立刻就做出反击，讽刺何颙道：“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善之辈终于还是要通过律法来解决问题。”接着又大量的阐述了律法对维护社会秩序的好处，还说真金不怕火炼，愿意与何颙将官司打到底。
只是官司还未开打，一件戏剧性的事件就发生了。与何颙有染的那个妇人现身与洛阳，声泪俱下的控诉何颙**自己。而自己开始不从，而后何颙以她丈夫的性命相要挟，并称自己在洛阳城里有势力相护，妇人为了丈夫的安全只好屈辱的顺从。最后妇人还含糊的暗示说她丈夫的死也亦非正常，很可能与何颙背后的黑暗势力有关。
那个妇人的出现使得官司也不用开打了，有了人证何颙的罪名也算落实了。舆论的矛头瞬间都指向了何颙，那些原本和他站在同一战线，为他辩驳的人也开始离他远远的，生怕被人拉上何颙背后黑暗势力的关系。
一连番的事件使得何颙终于受不了这千夫所指的境地，几天后便上吊自杀了。不过即使他死后也没得消停，《洛阳时报》指责他的自杀是畏于刑责，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最开始何颙的丑闻就已经淡化了关于建立法学院的反对声音，在他死后更多的讨论只是在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碰撞上。
说实话，何颙并不算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他曾经帮助党人逃脱宦官的迫害和追捕，也是做过好事。只不过最后还是成为了刘辩与士大夫集团斗争的牺牲品。
顺便一提的是，那个站出来举报何颙丧德行为的妇人，因为她的现任丈夫已经在两年前病逝，她现在算是无依无靠。故而钓鱼台酒楼的老板陈浩南做出了义举，出了50金给那妇人，让她安度余生。
整件事情不用查就知道是刘辩一手策划的，《洛阳时报》完全是由他控制的，那些首先站在何颙家门口开骂的人也是统调社的人，包括站出来诬陷何颙的妇人也是洪兴社出面收买。
袁隗妄图通过舆论来对刘辩施加压力，想不到最后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他第一次见识到了报刊传媒的强大力量，也了解到了当今小皇帝的行事手段——不但厚颜无耻，而且还卑鄙阴险。
袁隗无奈只好偃旗息鼓，称病不朝。
袁隗不来，刘辩也乐的清净。每日只是跟着卢植、杨彪他们学习处理政务。
只不过没几天，另一件比较麻烦的事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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