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安平和夏听白径自取车，驱车回了刚买到手还没一天的某栋花园别墅。这栋别墅就位于公共租界，倒省了进出的麻烦。既然华界的示威队伍正在冲击租界，还是省一事是一事为好，没必要主动去找麻烦。
租界内的街道上，示威也仍在继续，只是确如在大上海餐厅听到的那样，已经失去了组织，只是一些两三百人工人和学生队伍，在和巡捕们对抗。但凡酒瓶、石块、树枝等等易得的东西，都被当做了示威民众的武器，朝着巡捕和骑巡投掷。只是这样的武器，自然没什么威力，所以一路所见，很多人都被巡捕抓了起来。
传单撒得到处都是，却大多被碾压进车底。有示威的学生，试图将传单撒进车厢之内，只是吴安平早有预料，紧闭了车窗，这才免了麻烦。他已经看到，前面有些车，车窗留了缝隙，传单扔进去，因为来不及处理，还没前进多远，便被巡捕拦下，司机和车主似乎百般辩解也无用，都被当做参与示威的人带走了。
天色愈发阴郁。一是雷霆轰隆，落雨的征兆愈发明显起来；二是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照往常看，天色也将擦黑了。
一路行来，所见所闻，让吴安平感慨、惭愧乃至佩服。
他知道这样的活动，肯定是上海的共产党组织的，虽然一旦租界当局强硬以对，便难以发挥如在汉口、九江一样的效果，但无论如何，一腔热血，无畏无惧，哪怕稍显狂热，都是值得敬佩的。在当下的中国，所普遍缺乏的，或许也正是这样的勇气。过于理性，虽然有时看似有谋有略，但有时实际缺了气势，也误了时机。
吴安平和夏听白讨论过，都认为如果此时国共两党能同心共力，应是最好收回列强在中国租界、租界地以及海关、法外特权的最好时机，而无需等到二十年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说得再恰当不过。布尔人都能让大英帝国焦头烂额，四万万中国人如果铁了心抗争，又有谁能降得住压得服？
可惜的是，近百年的屈辱史，让国人过于畏洋，而连市井混混都知道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的道理，一些大人物都想不透想不清。当下的一场灾荒，就动辄能死百万千万人，若将这些人武装起来，让他们更死得其所一些，哪怕只是发一些老套筒，又能有哪一国敢跟中国拼这样的消耗？
战争潜力，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人口就是最大的战争潜力。
吴安平想得很多，也有些出神，以至于数次都是夏听白提醒，才勉强没有出现交通事故。当汽车沿着外滩行驶一段，又转入另一条街道时，天空突然响过一串炸雷，“咔嚓嚓——轰隆隆——”，接连个响。雷声将吴安平惊醒过来，他透过挡风玻璃朝前看去，发现上海的或许是第一场的春雨，终于来了。
同样在这天下午，有许多人和吴安平类似，也突发着许多感慨、迷惑乃至欣喜、愤恨，只是不同的是，他们的这些情绪，实际却是因吴安平而引发。
在上海南面的龙华镇，国民革命军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参与对西北应对之讨论的，已不仅仅局限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也不仅仅再包括进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这些军队领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如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实业部长孔祥熙，以及掌管党务的中央组织部代部长陈果夫、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的机要秘书陈立夫等。
特别会议由蒋介石召集，在座都是大人物，陈立夫身份稍次，就担任记录的书记官。
收到吴安平信的，除蒋介石、白崇禧外，还有蔡元培、张群、吴稚晖、李济深、李宗仁、宋子文这六人。开会之前，这六人先看过了信，也都互相又交换，算是全面了解一下吴安平的说辞。而蒋介石和白崇禧的信，自然也经过一轮传阅。
吴安平或许想不到，这些人中，对他的意见最无视和最反对的，反而不是蒋介石、白崇禧、李济深、李宗仁这些横跨军政两界的人，而是吴稚晖和蔡元培两位，宋子文则只是从财政角度出发，认为如果接受吴安平金融方面的建议，则各有利弊。唯一一个到过西北的，是张群，他是坚决认为应该与西北妥协的。
孔祥熙是被邀来分析吴安平的上海投资计划的，但具体计划现在吴安平还没有提供，他只能试着说一下那个“三年三亿银元”的许诺，是否有实现的可能。陈果夫应该是最惨，他掌握党务大权，其实职权涉及一些情报工作，因吴安平信中所述，对先前国民党的事情似乎知之甚详，包括一些极机密的事，所以他被叫过来接受检讨及严肃批评。
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四人，都是党内军内的派系领袖，影响力横跨军政两界，说白了，都是权力场上的人物，考虑事情出发点很多，衡量利弊，既愤怒于吴安平悍然插手国民政府的内部事宜，又忧心一旦交涉不谐，或会引发连串巨变，致使北伐好不容易形成大好局面毁于一旦。
而且，虽说现在国民党内除唐生智的湘系外，其他诸系都在支持蒋介石和武汉中央对抗，但毕竟各有各的小团体，小团体的利益也不能加以考虑，所以一番议论后，他们反而是觉得应该与西北妥协。
正如李济深所说：“我们从未重视西北，总认为西北偏居一隅，对国民政府的北伐不会造成重大影响，至多不过是瓦解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使我们再向北攻失去一大臂助。然而，通过张总参议的描述，我们应该发现，西北实比奉系还要可怕。而且不要忘记，正因为这样，西北的立场实质还能影响到阎锡山及张作霖方面的态度。”
“如此格局，我们已经居于弱势，不妥协又能如何？难道眼睁睁看着南北分裂，或更进一步，坐等由北统南的不成？何况，健生的分析很在理，吴安平根本不用与我们直接对抗，只要其摆明立场支持武汉中央，并稍微给武汉一些助力，国民政府就将变得四分五裂。就算共产党反对，汪兆铭我们都清楚，他是绝对乐意走这一步的。这是明摆着的事！”
财政部长宋子文是个真正的金融专家，此时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不睦。
他是追随正统的，赞成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对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很反感。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谋划失败后，又极力筹划东南，准备与武汉中央分庭抗礼。于是，宋子文这时便被派到了上海，目的有两个，一方面劝告蒋介石不要搞分裂活动，另一方面是为控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财政金融，使武汉中央有可靠的经济来源。由于宋子文的地位和影响，很迅速便与上海金融界建立了良好关系，宋宅经常宾客盈门，来往者多是上海金融界要人。这一切自然离不开蒋介石的视线，蒋介石见他并无真意支持自己，便多次登门劝说，并派孔祥熙和宋霭龄来给宋子文洗脑。然而，宋子文只想蒋介石与武汉谈判，这使蒋介石意识到宋子文的行为可疑，认为他起着武汉代理人的作用。
于是，蒋介石命孔祥熙和宋霭龄加强劝说。一次又一次的轮番“轰炸”使宋子文不得不避开宋霭龄和孔祥熙，躲在莫里哀路宋庆龄空着的房子里，但他又很快发现青帮的恶棍正在密切监视着这栋房子，这使宋子文感到恐惧和不安。
本来宋子文还没加入蒋介石一方阵营，也没有对分共清党之事表示明确支持，按说龙华镇的会议是不应让他过来的。但是蒋介石一方面想争取宋子文，将自己和上海金融界的关系整理融洽，另一方面又需要他帮忙分析吴安平的金融提案，就顺势将他也请了过来。
其中也另有一层意思，便是说“瞧，连千里之外的西北王想和国民政府商议事情，都来找我蒋介石，而不是找武汉方面，明眼人都知道形势在哪边，你又何必一直耿耿，要追随那个虚弱无力的武汉中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