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令规定：“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户为保，每里设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查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查奸非，并免其课役……不足百户，别置村正一人”
这是大唐的最基层组织，这些组织相当于后世的村委会或者社区一样，里正就是村长一样的角色，不但要管理治下的治安和各种杂事，还要每年检查一次治下的人员状况和数量，以及姓名、年龄、土地状况，编成册上报。
收集了这些住户的情况汇集到州府，在按照统一的格式编写户籍，一式三份，分别送于户部、州、县存档，这户籍的内容还包括每家的资产以及有分家的另立新户的，全部都要详细写清楚。
如百姓要出远门，就必须到里正或者所属县开据通关文牒，才可出门，不然到了检查比较严的州县，没有文牒的，是不能进城的。
这样的户籍编写和检查，每年都进行一次，每年三月前完成，里正的权利很大，不光贯辖内的治安、种植，还管理赋税和徭役的事情。
唐朝治安很好，就是因为这个最底层初级的机构设置，如果辖区出现治安案件，这个里正是要追究失察之罪的，如果他的辖区内出现一个偷盗，里正鞭笞五十，出现三人罪加一等。
正是有了如此严厉的制度，唐朝出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情况也正常，因为长安城属于世界大都市，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平时管理不是很严格，但是这逢年过节的，就检查的十分严格。
因为有了官员的问责制，这些基层的管理人员干事非常仔细认真，这些人没有薪水，但是朝廷免除了这些人的赋税和一切徭役，在加上问责制，这些里正干的都十分的认真。
这个问责制度是相当的好，不似后世的那些官老爷们，就算是他的辖区出现什么问题，他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就算有责任，也是副手去顶罪，由此可见目前唐朝对于治安的重视。
唐朝的治安如此治好，这个跟朝廷官员对于治安案件的认知有关，他们认为治安就要从基层抓起，可以说基层治安好了，那么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而里正就是和百姓打交道的基层组织，他们是一个社会组织，不属于政府组织，但是接受政府的调管，有着很大的权利，只要抓好这一部分人，他们认真负责的管好辖区居民，那么大唐的治安状况就没有问题。
在这一点上，秦轩也是十分的赞同和欣赏，他们的基层负责人不是里正一个，其中五户为一保，设保长一名，而且实行编组，联保互防，互相纠察，这样治安不好才怪了。
其实这样的制度看似简单，而且实行起来效果也很好，就是在于能很好的实行问责制，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点，问责制能很好的实施，那么这些人不用心都不行。
而在秦轩前世的世界里，问责制就是一个摆设，不管出现任何问题，官员还是那些官员，他们稳坐钓鱼台，最多就是受到上级主管部门批评一下完事。
问责制很简单，一个官员掌管一方，你的辖区内出现问题，就说明你管理有问题，难道你作为主管人员，没有责任吗？为何这么简单的一个政策却不能很好的到实行？
这样简单的问题是个人都明白，问责制成了摆设是谁的问题，说穿了还是执政者的问题，官官相护、互相包庇、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还有谁去在乎这个问责制？
为了保住乌纱帽，出现了事情也瞒报，或者相互推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实这个问责制只要能很好的实行，有多少人敢那么疯狂大胆的区贪污受贿？
有了贪污受贿，就有了官官相护、豆腐渣工程、把百姓的性命当儿戏，尸位素餐的官员笔笔皆是，搞的官场就是一张大网，牵一发而扯动无数人的神经，问责制能实行才怪。
一个政府的好坏不在于他干了多少事情，而在于他的心理有没有下辖的子民，如果一个官员只是把他所从事的事当成一个工作，而不是事业，那么这个官员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官。
“夫人们，我回来了”
秦轩进入客厅中叫喊了一声，家里的下人都在忙碌这准备过节的东西，家里和院子里都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可是没见到雨妍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
这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都不在家里好好呆着，也不知干啥去了，就是杨管家也没看到人影，这叫秦轩一阵纳闷，至少家里也得留上一个人，万一有人来送礼，也得有个人招呼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