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引导
早在68年7月11日，《人民报》就刊登过题为：《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个报道，在这片报道中，按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加了一个按语：“建立革命委员会，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
实际上，因为地方都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而领袖所说的“精兵简政”，此时期则主要是针对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来说的。
机构精简了、干部编制压缩了，多余的干部怎么办？69年1月，伟大领袖作出了指示：“干部要下放劳动”。
其后在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上，伟大领袖再次强调了机构精简的原则。在精简原则和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下，中央开始全面考虑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70年6月22日，中央批准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确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27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编制总数的18％（实际上，原干部留用少于18％，因为后派来的军管干部已经占了一定的编制）。
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员会。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进行了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级机构；有些部委被撤销。这样一来，在中央机关里，富裕出来的干部数量就更多了。
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精简，直接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机关及其下属的地、县一级干部的精简。接着，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的干部也大量精简。
精简之后，多出来的干部数量，虽然当时没有数量上的统计，但肯定的是，那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如何安置精简出来的干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与此同时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被打倒的干部的安置问题。“大革命”中，批斗干部的热潮过去之后，有大批干部被关进了“牛棚”。
但是，当各造反派把注意力转向争夺本单位、本地区领导权时，大家谁也顾不上也不愿意管“牛棚”了。因为谁管“牛棚”谁就要花费人力，还要承担被关押者自杀或者逃跑的风险。
于是乎，各造反派开始相互推来推去，最后谁也不管了。被关在“牛棚”里的干部到底往哪儿安置？这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许多地方的负责人，包括接管一些单位权力的军代表、工宣队负责人，都纷纷向上反映这一问题，请示如何处理关在“牛棚”里的干部。这个问题自然逐级地反映到了伟大领袖那里。伟大领袖一时也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来。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被精简的干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关进“牛棚”的干部等待安置的问题。
正当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伟大领袖在内，都为安置上述干部发愁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
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而发愁。
一开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只是安排这些人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活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这些人仍然闲着无事做。
后来，黑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派人经过专门考察选址，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
柳河这个地方，自然资源比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干部不成问题。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后，还可以继续建房、开荒、种树、办小工厂，为安置第二批干部创造条件。去柳河的干部，采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里的时间有长有短；干部劳动的时间，也根据体力而有长有短；又保留原工资待遇，干部们很容易接受。于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5月7日，伟大领袖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正式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
柳河“五七”干校初办时还算顺利。到达那里的干部，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帮助。这些干部在柳河种了不少地，又新开了一些荒地，盖了不少新房子，还种树，搞副业生产。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
这个材料最初在68年9月29日《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上发表。经验材料中说：“办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
这一期干校共有学员141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机关干部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目前，干校耕种土地3000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伟大领袖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月30日批示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姚大笔杆接到伟大领袖的上述批示后，对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报上来的材料又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定题目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他写的编者按中引用了伟大领袖的批语。这个由姚大笔杆写的按语说：伟大领袖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伟大领袖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伟大领袖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
姚大笔杆写好这一按语后，报送伟大领袖审阅。领袖批示：“可用。”
这样，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同时刊发了姚大笔杆写的编者按。
这样，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伟大领袖肯定的典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央办公厅，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上述这些，就是“五七”干校成立的起因和过程，而萧寒的出现，则在这个过程中间分开了一个小小的岔路，那就是，以临南的地域和地位，原本还要等到69年底至70年初这一段时间才会设立“五七”干校，现在则提早到了68年。
这正是萧寒想要的结果，相比后来，越是早建立的干校，其干校成员就越“反动”，萧寒要的就是这些首先被冲击的专家、学者、学者型干部以及各大院校的教授，更重要的是，后期的干校，是轮换的，长的三五年，短的几个月，很不稳定，而第一期这些则不同，有的甚至是进了干校之后，直到79年停办，萧寒，要的就是这十年。
比起真正的北方，临南的冬天相对要暖和的多，这时候，稻子已经收割完毕，经过了充分的晒穗，现在已经可以进行脱粒了，萧家集也好，垦丰农场也罢，所有的劳力，都聚集在稻场里，验证着这个丰收年。
相比别的谷物，稻谷脱粒的过程既复杂又简单，复杂的是需要人工较多，这个问题直到后世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虽然萧寒在后世的农村看到过那种号称半自动脱粒机的设备，可看守一台这样的设备最少也需要三个人，而现在采用的这种人手把稻捆的方式就更加费人手了，一台脱粒机，没有十来个人是看守不过来的。
垦丰农场还没有传输电力，所以扬场机就不能够使用，只能人力用木锨扬场，所以，稻场上看去是热火的一片。
对比去年，单茬稻和双茬晚稻的产量虽然略有降低，但是却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字，单茬稻的产量在每亩1000斤，而双茬的晚稻，产量则比单茬稻略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