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7月，对于这个位面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一个高歌猛进的胜利之月。
首先，虽然本土已经惨遭核爆的洗礼，东京和大阪沦为了辐射废土，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狂热的日军依然不肯妥协求和，反倒还在7月15日宣布成立战时大本营，举国动员进入战时体制，发誓要将“惩戒支那”的战争打到底！于是，上海红军便在7月17日从善如流地再次送上第五枚核弹，用冉冉升起的蘑菇云作为全世界最华丽的礼花，照亮了京都的天空。
不过，尽管日本人依然死鸭子嘴硬地不肯承认失败，但言论上的强硬，并不能挽回大陆战场上的节节失利——来自日本国内的援军和弹药物资补给，此时已经完全断绝；而在河南、河北、山东的沦陷区，则是犹如火山爆发一般的暴乱蜂起。
——通过地下党的广泛宣传和日本人的切齿咒骂，全中国各地的很多人，至少是消息比较灵通的城市居民，都已经知道了发生在日本的五次浩劫，还有中国工农红军掌握的“威力巨大之灭国专用核武器”……并且初步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只要这场战争再打下去，日本很快就会被从地球上抹掉！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最铁杆的汉奸，也不能不感到心头打鼓，开始积极想办法为自己寻找后路。
至于那些在前两个月才刚刚投靠日本人的汉奸部队，就更是变得极端不可靠了。
偏偏日本人一直都没来得及进行全民总动员——最初是极度鄙视“支那劣等民族”。而且在全世界的支持之下战局打得很顺，感觉没必要；等到吃了几发核弹之后。国内秩序已经基本崩溃，想要搞总体战也动员不起来了——所以日本陆军建设还在走少数精锐路线，国内的核心兵力也就是一个近卫师团加十七个常备师团，外加“海外殖民地”的朝鲜军和台湾军的一些杂牌部队而已。
结果如今摊上了不按常理出牌的工农红军，倒霉的日本陆军很快就遭受了惨重损失——四个师团在江南战场被打光歼灭，五个师团在国内毁于核爆，三个师团在本土救灾和弹压骚乱，最后的四个师团。十万多兵力，被部署在从黑龙江到到江苏山东的数千里广袤战线上，就跟撒胡椒面似的没了影儿。
更何况，随着日本的故乡逐渐化为辐射废土，身处于中国大陆前线的日军也是日益军心浮动、战斗意志和战斗力一起暴跌——飘散着樱花的祖国都快完蛋了，就算在“支那”打了再多的胜仗又能怎样？
事实上，在第四师团撤回北平之后。从山东、河南、河北到江苏的几十万平方公里战场上，日军投放的全部作战兵力，仅仅剩下了一个第六师团和若干被打散的残兵败将，满打满算不足四万人。就凭这么可怜的一点兵力，不要说发起进攻，就连守住现有地盘也是不可能的任务。必须大力倚重中国的伪军才行。
偏偏随着日本国内的急速废土化，伪军的忠诚度也在急剧动摇，各种哗变、逃亡、叛乱、抢劫军火库和金库之事层出不穷，以至于日军在焦头烂额之余，看着身边这些“支那盟友”的眼神也越来越诡异……
对此。日本战时大本营的唯一对策，就是竭力调遣朝鲜军、台湾军和伪满洲国的军队。支援山东作战——可惜核爆严重干扰了日本的海运，也彻底打乱了军政机关的常规运作，使得调兵行动迟迟不能完成。
另一方面，在得知工农红军拥有能够“一发灭国”，人力根本无法阻挡的超级大杀器之后，国内的各路军阀顿时被彻底吓尿了：面对这种无法抵御的强敌，任何真刀真枪的军事对抗，显然都是毫无意义的；而若是绑着老百姓当人质……这样缺乏技术含量的恐怖政策，在厮杀不休的烽火乱世里，怎么可能会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地的大小军阀，以及这些军阀手下的部队，在对待红军的态度上，很快就陆续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眼看着红军连东洋小鬼子都给操翻了，自己这点小身板还是别硬扛着作死为好。
其中，阎锡山已经向上海派遣秘密使者，探讨易帜改编的价码。而丢光了地盘和绝大部分军队的张学良，更是从洛阳送信过来毛遂自荐，说是可以在收复东北的战斗中帮忙。至于云南的龙云，陕西的杨虎城，四川的刘湘，同样也隐晦地发出了“和平建国”的倡议，把北京和武汉的两个国民政府给彻底无视了。
甚至就连北京和武汉方面，随着时势的急剧变化，同样涌现出了颇多的“通共”之辈。
——从七月上旬开始，被蒋介石派遣去清剿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开始纷纷不听号令，屯兵不前，甚至陆续哗变倒戈——在看到了日本陆军大败亏输，日本帝国化为焦土的惨状，又被地下党工作人员开出了三百万美元一个师长，二十万美元一个团长，五万美元一个连长的超级天价之后，由“市场经济原则”组建起来的国民党军队，很快就相继果断地卖身投降，然后数着钞票筹划着出国当寓公了。
虽然这种民国时代盛行的“银弹攻略”很掉节操，但却性价比颇高，甚至让人有些上瘾——没办法，对于拥有现代世界各国政府这个超级作弊器的穿越者们来说，别的东西可能会有点缺乏，只有钞票这东西绝对是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每一张都真得不能再真。如果真能用一堆“货真价实”的外国钞票，直接回避战火，买来全国革命的胜利。那代价可绝对要比挥霍子弹和人命来得便宜多了。
唯一比较遗憾的是，随着日本帝国逐渐变成辐射废土。日元钞票也在逐渐变得跟废纸等价，不管拿到哪里都会被拒收，让小鸟游真白前首相感到十分惋惜。
在七月份的湖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已经退缩到了江汉平原一线，即使是最死硬的铁杆反动派，眼下都只敢困守几个据点，根本没有主动攻击红军根据地的胆量。哪怕被硬逼着主动出击，也都是温柔得如同绵羊一般。慢慢腾腾，不温不火，而且稍有风吹草动就忙不迭地全速缩回来，让身在武汉的蒋介石大为恼怒，到处打电话发电报越级指挥部队，由此引发了更多的混乱和崩溃，也导致了官兵的更加离心。
这样一来。大别山上的徐向前部立即压力剧减，在七月份接连打了好几个翻身仗——日军兵力极度短缺，在前线只能用几个中队来应战数万红军，结果自然是每战必败。而伪军的战斗力则随着日军的崩溃和地下党收买力度的加大，令人瞠目地屡创新低。甚至出现了伪军一个师向红军一个排缴械投降的大笑话。
到了七月底的时候，徐向前的部队已经兵临合肥城下。准备跟粟裕在淮河沿岸会师了。
而在湖南，革命形势更是一片大好——**亲自率兵重返故乡韶山，发动农会组织大起义，打通跟江西苏区之间的交通线。贺龙在湘军里的老同事们，一个个腆着脸排着队前来讨论易帜之后的待遇问题。就连困守省会长沙的国民党黄埔嫡系，也在挨了几顿火箭炮和飞机航弹的狂轰滥炸。又受到红军战士们“核弹屠城”的威胁之后（纯属放嘴炮而已），绑了长官薛岳和蒋介石刚刚任命的湖南省主席出来投降。
这样一来，到了七月中旬，长沙、广州两座省会相继光复。七月下旬，南昌也再一次飘起了红旗。
虽然凭着退入长江中上游的美英日三国浅水炮艇，还有国民党海军船舰提供的火力支援，九江和岳阳这两座内河港口暂时依然掌握在国民党顽固派手中，使得江西和湖南的红军无法光复全省，但随着上海红军舰队的逐步沿江西进，全靠“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国民党海军，也已经没剩下多少日子可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