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章跟着士兵,出了堂屋,来到西厢房,西厢房大门紧闭,门窗里透出淡淡的烛火。
“周总兵请,袁大人在里面等你。”士兵闪在一旁,做了一个手势,然后离去。
周宪章轻轻敲了敲门,朗声说道:“义州总兵周宪章,求见袁大人。”
里面传出袁世凯的声音:“周总兵请进。”
周宪章轻轻推开门,厢房里,一张暗红色的长几正对大门,长几上摆着红烛和一堆书籍,袁世凯端坐长几之后,手捧一本书,封面上一行正楷字《使西纪程》,正读得津津有味。
《使西纪程》是**!其作者是朝野公认的汉奸卖国贼郭嵩焘!
周宪章心中暗暗吃惊。
说起郭嵩焘这个大汉奸,还要从马嘉礼事件说起。
74年,英国修筑一条由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的铁路,派出一支探险队从缅甸出发,前往云南,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派出翻译马嘉礼南下迎接,75年月,马嘉礼到达缅甸,与探险队汇合后,向云南进发,2月2日,在云南腾越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冲突,马嘉礼与数名随行的中国人被打死,史称“马嘉礼”事件,或称“滇案”。
马嘉礼事件的主因是英国探险队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闯入云南,且悍然向当地居民开枪。然而,事件发生后,英国公使威妥玛趁机向清政府施压,声言派兵入滇。其时,新疆正值多事之秋,清政府决心派左宗棠西征,全力收复新疆,难以两面兼顾,又担心英国人与俄国人联合起来夺取新疆,只得派出李鸿章与英国人谈判,签订《烟台条约》,向英国赔款道歉,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
马嘉理事件和平解决,为左宗棠收复新疆解除了后顾之忧,清政府得以全力向西,击退俄国人,取得了晚清唯一一次对外战争的全胜。从此之后,中国囊括新疆全域,新疆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省。清政府在新疆的胜利,就是放在康乾盛世,也是一件极为艰巨的伟业,而在贫弱的晚清,这一胜利就显得更为耀眼。
然而,如果不把新疆与云南结合起来,单发生在云南的马嘉理事件,整个事件的处理,清政府就显得极为屈辱。马嘉理事件原本是英国人理屈,中国人却要道歉赔款,开放口岸,英国人占尽了便宜。
一百多年来,对于马嘉礼事件的成败得失,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在当时,就有许多台鉴清流怒斥主持谈判的李鸿章卖国求荣。
时任兵部侍郎的郭嵩焘是站在李鸿章一方的。他上了一道奏折,力主与英国人和谈,弹劾云南巡抚岑毓英,抨击那些盲目自大封闭守旧的官僚士大夫,惹怒了清流派,被清流派冠以“汉奸”“贰臣”的骂名。
76年冬,按照《烟台条约》,清廷派使团前往英国,就马嘉理事件向英国政府道歉,郭嵩焘被朝廷任命为正使,刘锡鸿为副。
郭嵩焘出使英国,再次招来国内如潮的骂名,这一次,痛骂郭嵩焘的不仅仅是清流派了,而是举国上下朝野共愤!他成了举国公认的“汉奸”!
国人愤怒的,不是他代表清政府向英国人道歉,而是他出使英国,并在英国设置公使馆。
数千年来,在中国人的政治地理观念中,中国居于世界之中,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和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中国以外的国家,都是狄、夷、蛮、戎,他们需要中华文明的教化,中国的皇帝就是世界的皇帝!中国与狄、夷、蛮、戎不存在平等的外交关系,只存在中国皇帝对他们的怀柔与教化。所以,尽管管大清国在西洋人面前屡战屡败,大门被西洋枪炮一次次敲开,签订了无数不平等条约,但是,在国人的心目中,天朝上国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心理优势——中国是上国,中华礼教是终极文明,那些手持洋枪洋炮的西洋人都是不开化的蛮夷,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中华文明所教化,并成为中华的顺民。
按照这个理念,大清国拒绝向西洋各国派遣使臣,因为,一旦派遣使臣,就是承认了西洋各国与大清国是平等国家,天朝上国的理论就破灭了!
大清国不仅不向外派遣使臣,甚至不允许西洋各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所有各国的公使馆都设在天津,由直隶总督负责与西洋公使打交道。大清国这么做,是要表明一个姿态——西洋各国没有与大清国朝廷平等对话的权力,他们只能与大清国的地方政府对话。正如古语所说,小国国王到了大国,只能算是上卿,小国上卿到了大国,只能算是老百姓。
现在可好,堂堂天朝上国的大员郭嵩焘,竟然跑到蛮夷人的英国去当公使,英国与大清国平起平坐,这完全就是败坏朝廷的威势,破坏中华文明,礼乐崩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国人想不通郭嵩焘为什么要这么做,唯一的解释就是,郭嵩焘被英国人收买了,甘心“事鬼”当汉奸。
更为可恼的是,郭嵩焘在英国“事鬼”的时候,还不老实,他写了一本《使西纪程》,里面满是对英国政治、文化、军事、教育、工业、科学的溢美之词,主张中国要向英国人学习。
天朝上国竟然要向蛮夷学习!郭嵩焘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利令智昏,变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英国走狗!
国人强烈抗议《使西纪程》扬洋夷之威,灭天朝威风,是彻头彻尾的汉奸书籍,清廷不得已,宣布《使西纪程》为**,予以全面禁毁。
但是,清廷没有召回郭嵩焘,他继续在英国担任公使。
支持郭嵩焘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李鸿章,另一个就是太后老佛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