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和谈成功了，一国两制的专利权就属于康熙了。
不过，郑经不同意！
此时的郑经，经过三次胜仗，可以说是自信心膨胀到了极点。
面对清廷优厚的和谈条件，郑经不屑一顾，他自恃海峡天险，康熙对他无可奈何，开出了清朝难于接受的价码：独立。
他不仅继续坚持过去一再要求的仿照朝鲜例，不削发以外，还在给明珠的回信中公然说他所建立的东宁国，不属于中国之版图，是其另辟的天地。郑经在给耿继茂的信中也重申，台湾地处偏远，与大陆有茫茫大海相隔，与中华版图毫无关系，声言只接受称臣纳贡的条件，清廷须待之以外国之礼才可和谈。
台湾搞这种事情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想有作为的领导人都不可能接受的！康熙也不例外。
面对郑经的想法，康熙接到明珠等人报告此事的奏疏后，明确表示“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若因居住台湾，不行剃发，则归顺悃诚，以何为据？”反正意思就是，绝不同意。
主权和外交问题，这两个是不可以讨论的问题。虽然康熙在对台湾问题上已作了较大的让步，放弃了登岸要求，但他是绝对不同意台湾郑氏和朝鲜相比的。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郑经必须成为清王朝的臣民。
明珠根据康熙的指示，再度遣官入台议抚，郑经坚持不让。几经往来，协议未成，和谈失败。
对于施琅来说，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次教训，让施琅度过了无比郁闷的十几年，因为施琅无所事事了十多年。但是，可以说，正是这次事情，成了施琅的转折点。
海上的风浪无情，战争绝对不是儿戏，并不是靠一腔热血就能成功的。
近代1949年10月下旬的福建金门战斗，既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尾声，又是新中国成立后台湾海峡国共军事斗争的起点。同时也是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罕见的一次全军覆没的失利之战，与解放战争战略追击阶段解放军进攻势如破竹、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的大趋势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总结渡海作战经验的时候，我国的著名军事军粟裕同志曾经有过一段论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定数量的船、要有优秀的船工，还要把握海上天气和潮汐变化。
在海战中，绝对不是凭借一腔热血就能成事的。海战需要更高的经验和智慧。
只有真正洞悉战争规律的人，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对于海战来说，把握天气的变化是决定成败的第一重要的因素，拥有高素质的海军是第二重要的因素。
经过这次失败，愤青施琅开始沉下心来研究战争的规律。
在研究战争规律的同时，施琅本人的性格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施琅本人确实原本确实是个性格直率的人，不爱玩弄花招，和上级向来搞不好关系，性格比较急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比较“浮”。
所以康熙曾经评价施琅“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度量偏浅，恃功骄纵”
然而在这十几年里，施琅卧薪尝胆，虽然退居二线，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学习，“翻阅历代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脱胎换骨的施琅变成了一个能够审时度势，不鲁莽从事的成熟的军事家。
据史书记载，历史人物中，施琅最为敬佩的是唐朝名臣陆贽。“盖公平时熟览陆宣公奏议，讽诵不释手。”唐德宗在位期间，陆贽曾任翰林学士，后官至宰相。在陆贽的所有奏章中，最著名的是783至784年唐德宗流亡期间对《奉天改元大赦制》的修改赦文。当时，长安被叛乱的节度使所占，朝廷希望通过更改年号和大赦来扭转时运，因而欲下《奉天改元大赦制》。原赦文写得四平八稳，缺乏诚意。陆贽几番与唐德宗论争，获准对原赦文进行修改。他在改写的赦文中，一方面用严厉的措词做深刻的反省和自我批评，另一方面对参与叛乱的节度使采取宽大政策，除元凶不得宽赦外，所有参与叛乱者，只要归诚，一律不加追究。陆贽修改的赦书发出后，在将士百姓中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极大地消释了参叛将士和百姓对朝廷的怨恨，也拉拢了一部分处于摇摆状态的节度使，叛乱者望风归附，仅半年时间长安城即告收复。施琅对陆贽的奏文爱不释手，反复吟咏，熟读于心。赦书中所展露的诚意、宽大的胸怀，以及人心所向而产生的扭转乾坤的巨大力量，都给施琅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当施琅攻克澎湖后，他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向台湾的郑氏集团传递信息，瓦解其心理防线。施琅所采取的措施，与当年的陆贽赦书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文由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