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学的孩子还能干什么呢？世界到底有多大，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在小小的镇子上，在浓烟滚滚的砖厂中，十几岁的孩子所能看到的无非是眼前这些，所能听到的无非是耳边无尽的喧嚣声，所能知道的、所能想像到的无非是从书本上学到的，无非是从大人门的口中聆听到的——世界是什么？世界的尽头在哪里？谁又知道呢？
不在学校的日子，我意外的和刘氏兄妹走在了一块，我们在镇子南边的砖厂，使尽力气搬起一块又一块的砖头，把浑身的肌肉一次又一次地拉到极致，把浑身的血液与汗水一次又一次翻滚而出……我们在为了能生存下去，为了能多挣几毛钱而挥汗如雨，而不知道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何年何月何日。
这样的日子就从那日晚上，我们三人一块仰望星空的时候注定了的，我们在星空之下感受着苍穹的美妙无穷，互相怀念着过去岁月里的种种遭遇，讲述着对未来人生的认知和打算，在追思柳子的时光里把自己置身于巨大悲痛和伤心之中——三个少年在荒郊野外的星空下，在无依无靠的境遇下，只能互相帮助、互相激励地共同面对生活的难题。
在面对如何生存下去、如何在成人的世界里和陌生人打交道，如何在繁重的体力劳作下保持旺盛的精力，如何在身体快要垮掉的时候躲避学校老师的追查……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严肃而又急迫地摆在我们的眼前，摆在一个本不该属于我们年纪的孩子们眼前。
面对如此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我们能怨天怨人吗？我们能对自己所作所为而后悔不前吗？一个已经不跟自己留退路的孩子，他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一往无前地向前冲，前方即使是刀山火海，即使是万丈深渊！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死不足惜的！”
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但已经隐约知道自己不该做什么。我们在努力地逃离地着学校的生活，努力地想让自己在另一个世界里成长起来。因此，我们忍受着这个年纪不应当所承受的来面对那些，当一个傍晚中，众多的学生在砖厂里面抡起砖头打群架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和镇上的派出所来阻止了这些，也注意到了我们——把我们直接带到了派出所。
整整一个晚上的审讯之后，我们被带回了学校，然后是学校老师的轮番座谈。先是我们的体育老师牛轰轰训斥我们——他一向温和的性格也变得暴躁不已，恨不得立马让我们告诉他：我们是坏学生，我们也参与了群架；牛轰轰离开之后，那位身材瘦弱但脾气绝对不会好的任数学，当然也是绝对不会错过这种机会的。他挥舞着长长的手臂，在我们面前走过来走过去，唾沫星子也快淹没了我们。
“我不是你的学生了，我已经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刘涛据理力争着。他的妹妹在门外面一次又一次地敲打着木板门，眼巴巴地看不到自己的哥哥，也是声泪俱下。她要是会说话的话，那指不定在外面大声喊骂呢。
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位火急火燎的老师，眼看房子外面的天快亮了的时候就睡着了。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天色大亮——我不是主动醒来的，是被一个人摇晃醒来的。那个人有着齐耳短发和红润的脸庞，身着黑色的西服和硬邦邦的牛仔裤子——她正是之前去病房看望柳子的班主任，她也自称是我和刘涛的班主任。
前一阵子，我还在学校山学的时候，班主任还分明是那个凶神恶煞的任数学，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换成了她。
对于她的出现，我在警惕与惊讶中试探性地顺从着她的意思，我勉强同意再次回到学校认真学习。她得到我的这个承诺显然是非常开心的，当下把让人把学校的校长叫来，对着任数学和我们拍着胸脯担保：“他们都是好孩子，他们也是好学生，他们需要在学校里面好好的学习！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让他们给学校添乱子了！”
我情不自已地为之动容，而刘涛则早已热泪盈眶，他的膝盖一软却早已跪在了当面：“薛老师，您不光救了我弟弟的命，还是我的大恩人！奶奶说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和妹妹没有什么报答的，现在只能拿出这么多了！”
刘涛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团发了皱了钱，里面有一毛、两毛的，还有硬币，到底是多少我已不知道了。只记得他一股脑地塞进了薛文惠的手里，并要磕头。薛文惠显然是被震撼了，她浑身颤抖着连忙扶起了这个孩子，眼眶里早已泪水汪汪的。她没有说话，一手拉着刘涛，一手拉着刘小英走出了房子。
我从后面跟了出来，外面世界的阳光已经是分外的明亮，已经有阳光越过山头开始暖呼呼地照耀着大地。
……
学生在砖厂的群架让学校重新找到了我和刘涛，我们在薛文惠老师的担保下，得以摆脱被公安机关及学校相关领导的调查，从而走上了另一个我们本来不想走的道路。
重新坐在教室中的我们，不再关注学校外面的打群架事件，不再关注同学与老师的争吵，不再关注学生们之间的磕磕碰碰，开始以一副温顺听话的乖学生的形象展示给大家。我们也因此收获了许多。
若干年后，当我重新回过头去观察我那段老老实实的学校生涯时，我的脑海中浮现更多的是那些和我年龄相仿的同窗，还有那些和我们在一起摸爬滚打的室友。求学的日子艰辛而又漫长，但同时又快乐而又丰富多彩，我一时都不知道从哪块来谈我的求学生涯了——让我好好想想吧，让我好好回忆一下那段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