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宁元年始，随着燕国把精力都放在发展民生上，从洛阳到中原各地郡县，大量由学堂培育起来的新兴士子分赴各地任职，全力配合内阁推行各项政策。
原本侨居江东的部分南渡世家已有了北返打算，但当他们得知辽东在中原大肆清理地方豪强、抑制世家时，不少家族不禁又犹豫起来，其中就包括谢裒、桓彝二人。
世家明知未来辽东一统天下之势不可阻挡，可若是就此让他们放弃数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特权，恐怕也没多少世家会甘心。因为在世家眼中，享受特权是理所应当的。
曾几何时，世家大族是华夏文明传承的基石，是这个天下真正的主宰。
但是谢裒、桓彝同样清楚，走到今天这一步，世家早已堕落。其从最初的文明传承的捍卫者，渐渐变成凌驾众人之上，操控着大量利益，漠视普通庶民生死，让社会上的不公平愈发扩大化，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毒瘤。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武力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集中，让普通人根本没有发言权，所谓的未来美好社会，人人平等，只是梦想，任何制度都无法改变人性，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平白的让出自己的利益，让别人一起分享。
客观来讲，整体而言，世家大族的素质确实要高于寻常百姓。
然而，他们占据了太多的生活资料，挤占了太多的生存空间，相比他们，庶民百姓几近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屋无片瓦。
如果世家大族的诗书礼仪，是建立在大部分百姓贫穷之上，那么，这种诗书礼仪便是不稳固，不光彩，不正义，不公平的，不要也罢。
更别说自汉以降，世家传承数百年，已逐渐从文明的守护者，演变成了‘特权’家族。
世家既不需要向朝廷缴纳赋税，又拥有天然做官的权力。
“世卿世禄”也意味着任何一位世家子弟的爵位、官位都不能随便任免，连天子也不能随便处置世家。
这虽说对皇权是一种限制，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世家贪欲日渐膨胀。
然而这种制度最致命的局限，是容易导致地方割据，世家大族垄断地方。一旦国家、朝廷面临生死存亡，世家大族往往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而朝廷为了解决危机，不得不向世家做出妥协，而这又进一步让世家特权化。
魏晋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世家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而这也是导致当前一切悲剧发生的主因。
谢裒、桓彝不知卫朔之所以坚持削弱世家，根本原因就在于世家自身的腐朽。
门阀政治制度下的世家大族，尤其对于顶级世家而言，其宗族子弟凭借门第就可做官，家族世代把持着官职。
燕国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可以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更是一举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释奴令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庶民得到了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世家的经济基础。
燕国推行的一切政策都是在限制世家特权，尤其科举制的推行对特权化的世家而言是个沉重打击。随着各地人才流动加大、官员选拔公开化，家族门第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
而谢裒、桓彝正是出于各种各样的担心，才会对北返一事犹豫起来。
不过，只能说谢裒、桓彝对科举制了解不多，导致他们夸大了科举制的作用，并低估了世家的生命力。
其实在燕国内部已形成共识，包括各大世家在内都认为推行科举制并不意味着世家没落，相反若适应的好，世家获利会更多。
但是谢裒、桓彝定是不会相信这些的，在他们脑海当中满满的都是传承数百年的家族荣耀，在他的心中，世家大族的出身就代表着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天然应该享受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