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译经事业渐盛，佛教的普及范围也渐广。
东汉末期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
安世高本名“清”，是安息国的太子，博学多识，信仰佛教。
当轮到他即位的时候，他却让位给叔父出家修道去了。
此人精研阿毗昙，兼习禅定，游化西域各地，闻名一方。
东汉末大约七十年间，各译师翻译的经典涉及大小乘，包括止观、阿毗昙、佛传、般若几方面。
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语。
“文”是指翻译时以文辞优美、适合本土习惯为主，“质”是指以传达原意精准为主。安世高、支谶等译师，大多采用质朴的直译，文采比后代优秀论师差些。
教自传入中国，王公贵人中，楚王刘英为历史记载中最先祀佛的人，他曾为佛斋戒祭祀，并曾奉缣帛替人赎罪。
但他对佛之认识仍十分粗浅，既信佛，却又诵黄老之微言，且曾把佛与孔子、老子一齐祭祀，他又与方士交往。
可见此时汉人之对佛，是把佛教视为一祭祀方术，以为其学说只是鬼神报应之说。
当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入，首先要在当地人的思想信抑上找到共通点。
而现在中国流行阴阳五行，神仙方士之说，故当时国僧侣到中国时，奇装异服，对佛像烧香礼拜，诵念人们所不懂之经，在当时人民的心目中，自然被视作方士之类。
而他们舍世的生活方式，也与道家的隐修和回归自然的思想相似，故当时之佛教是被当作与黄老及神仙道术等相类似的东西，而被汉人民所接受。
永平十年时，明帝曾遗使到天竺求法，并得摄摩腾、竺法兰把佛经及释迦立像带到洛阳。明帝令画工仿画佛像并置清凉台收藏，又把佛经藏于兰台石室，又建白马寺于洛阳，正式展开佛教在中国的弘法事业。
桓帝时，大力弘扬佛法，虽在宫中黄老浮屠并立祠，及士大夫间也佛老混言，但在他们的重视下，佛教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
灵帝时，牟子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著有《牟子理惑论》，以解时人对佛教之疑惑与攻击，谓“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甚至明言儒亦不如佛也。
自此，佛教遂成一帜，渐与道儒分途。
自明帝建成白马寺后，灵帝亦大造浮屠之祠，以铜造像，黄金涂身，衣以锦采，所建佛阁可容三千余人，附近各地人在此听佛和读经。
每年四月八日浴佛节设酒饭，布施于路，延绵数十里。
许多佛僧于传教初期为求在中国新地上生存与发展，尽可能迁就当地固有的文化，采取依附道教，尊重儒学的态度，在记述佛教传播的史书中，佛道往被相提并论。
自明帝至桓帝时的百年间，始终以黄老浮屠归为同一道，更甚者，或以道教教主老子为佛陀。
另一方面，儒学在汉代己渐居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佛教对之也取尊崇之态度。
如牟子极力以佛教教义迎合儒家，认为佛教义理与儒家伦理纲常思想是一致的，自己虽信佛但对儒家的仁孝思想并行，康僧会甚至把仁说为佛教的最高原则。
东汉时，诸儒往往把佛贬为“夷狄之术”，认为其出剃发弃妻等行为不合孝子之道。
而道教也对佛教进行攻击，除造老子化胡说以证明其资格早于佛教，又指佛僧弃亲、抛妻、食不清、行乞丐为“四毁之行”。
到了东汉末，佛教已趋向独立，而对道的排斥也进行抗争。
本来对贾诩就很忌惮的戏志才，听到他对佛教入木三分的分析，不由头皮发麻。
赵云也在一旁沉吟，半晌没有说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