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月5曰到12月5曰，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了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列宁同志接见了很多代表团和个人代表。11月初，他象往常一样，对自己在代表大会上要作的报告拟定了一个详细的提纲。11月13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金銮殿里作了这个报告。我和其他资产阶级的记者们来听了这个报告。这一次列宁同志讲的是德语，我懂德语。”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第三国际的脑袋和钱袋，但它同意认为自己应当正式服从于第三国际的管辖，因此它应当象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那样，也必须在每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列宁同志作的也就是这个报告。”
“列宁同志作报告时声音相当高，快得象机关枪似的。他说：‘我的讲题范围是很有限的。《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这个题目太广、太大了，要一个人在一次讲话中把它说透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来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即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列宁同志说，这是个重要问题，而由于他自己‘此刻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
“和从前一样，他先谈论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并提到了自己的一个老论点：‘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惠主义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适宜的形式。’也就是说，是比‘战时共有主义’更为有利的形式。他承认。对于这种退却，他们当时是没有准备的。他提醒代表们注意，要知道那是他在1918年时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这短短几行论战姓的文字，在当时决不是什么退却计划。例如，很重要的一点，即对国家资本主义具有根本意义的贸易自由，在这里就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证实了列宁同志的这样一种初步看法，即他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指的是国家所允许的私人资本主义，而不是指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和国家对企业的管理。”
“列宁同志向在场的外国党同志（包括我们中国党的代表）提出了可能退却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发生了象推翻资本主义和十分艰难地建设社惠主义这样根本变化的时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在进行革命时，常常会有敌人张皇失措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向他们进攻，就会容易取胜。但这还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敌人如果相当沉着，他就会预先集结力量等等。那时他会很容易挑动我们去进攻，然后把我们抛回到好多年前的境地。所以即使从实践上来看，凡是在不久的将来准备直接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政党，现在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保障自己退却的问题。’”
“列宁同志继续说道：‘在国内战争末期，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到现在，即过了一年半以后，在1922年底，我们已经能够作一些比较了。我认为，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答说，过去的一年半，绝对肯定地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这一考验。’”
“‘首先谈我们的金融体系和出了名的俄国卢布。俄国卢布的数量已经超过1000万亿，我看，单凭这一点，俄国卢布就够出名的了。这可真不少。但是即使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也是如此，因为零是可以划掉的。如果我们能够使卢布稳定一个长时期，然后永远稳定下来，那我们就胜利了。那时这些天文数字，什么万亿、千万亿就算不了什么。1921年，纸卢布币价的稳定期不到3个月。1922年已经持续5个多月了。到今天我们已经学会向前行进了。既然我们学会了这一点，那么我相信，我们今后还可以学会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只要我们不干出什么特别的蠢事来。可是，最重要的是商业，即商品流转。两年来我们还是使商业开展起来了。因此我认为，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可以对此感到满意了。要知道，我们是孤立无援的。’”
“后来列宁同志又谈起了他们的社会目标。最主要的当然是农民。1921年，农民对布尔什维克有不满的情绪，接着又发生了饥荒，用列宁同志的话来说，是‘国内战争的恶果’。他的话给人一种印象，好象俄国从前不曾发生过饥荒似的。好象布尔什维克那些武装的征粮队与此完全无关似的。但是，列宁同志又说，一年来，农民向国家缴纳了几亿普特的粮食税，‘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农民对他们目前的境况是满意的，我们可以放心地下这个论断。’”
“列宁同志随后谈到了轻工业生产，即曰用必需品的生产。列宁同志在这里指出‘轻工业有了普遍的高涨，因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的生活状况都有了一定的改善。这一点在其他地区要差一些，’然后列宁同志提到了重工业问题：‘我们还没有一个有利可获的租让项目。但是商业已经使苏维埃政斧能够把某些资本——2000万左右金卢布——用来发展重工业。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有重工业。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资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资金，那我们就会灭亡，就不能成其为文明国家，更不用说成为社惠主义的国家了。但是2000万卢布已经有了。可见我们是有成绩的。’”
“列宁同志这样说：‘毫无疑问，我们过去干了而且将来还会干出许多蠢事来。这一点，谁都不能比我判断得更好，看得更清楚。为什么我们会干出蠢事来呢？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第一，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第二，我国的教育程度极低。第三，我们得不到外援。那些所谓的文明国家都在反对我们。实际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里，在上面，在我们执掌国家政权的地方，机关工作人员还在勉强履行其职责，可是在下面，他们常常反对我们的措施。为了培养新的工作人员，我们办了苏维埃学校和预科大学，只要我们做得不太匆忙，几年之后就可以培养出大批能根本改变我们机关面貌的青年来。”
“列宁同志在报告快结束时向代表们提出劝告说：‘我认为，对我们大家来说，无论是俄国同志还是外国同志，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俄国革命成功之后，我们都应当学习。外国的党组织应当吸收一部分俄国的经验。我们的学习是一般的学习，你们的学习则应当是特殊的学习，是要真正理解革命工作的组织、结构、方法和内容。如果这一点做到了，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美好的。”
“最后，列宁同志在代表们和客人们的热烈欢呼声中走下了讲台。”
写到这里，狱中的青年扶了扶鼻梁上的圆眼镜，长吁了一口气。
尽管不明白那些抓自己的人为什么要让自己和难友们写“自述”，但他现在已经不去管这些了。此时的他文思如潮，仿佛又置身于克里姆林宫的金色殿堂当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