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已至秋天，朱军的秋玉米（也可称为夏玉米，一般是夏末播种，晚秋收获，因此也称秋玉米）早已播种了下去，此时不少秋玉米都冒出了一个头来。羌人聚居的小村庄里，玉米长势良好，那一百个被留在这里学习玉米种植技术的羌人，脸上都带着喜色。
他们在朱军的地盘里受到了良好的对待，不光给他们衣服，还送他们家具和厨房用品，甚至朱军还经常请他们去听汉人的戏曲、评书，这才区区几个月时间，他们已经变得和汉人很相像了，除了脸上两团高原红还提醒着他们自己的身份，别的地方简直和汉人毫无差别。
由于经常和朱军打交道，他们甚至连羌人的语言都用得比较少，大多数情况下是用四川话在和朱军交流，一来二去的，他们也慢慢习惯了新的生活。
曰麦牟西派了几次人来询问玉米的长势，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于是又派人从高原上送来许多羌人平时使用的曰常用具。没想到这一百名羌人现在已经觉得汉人的东西更好，羌人的东西他们反倒不爱用了。这就像后世有些人觉得咖啡比茶叶好喝一样，他们已经被影响了，想改也改不过来。
就拿锅来说吧，他们在高原上时，用浅层锅抹油烤青稞饼，但在山底下却需要用深锅来煮水煮饭煮玉米，这样一来，羌人的那种锅他们就用不惯了。至于什么牛角做成的酒杯，哪有汉人用陶瓷做成的酒杯好用？毛皮缝成的衣服，虽然保暖姓能好，但是山下的气温不比如山上那么低，根本用不上毛皮衣服，反倒是轻便的麻布和棉衣穿在身上更好。太阳的紫外线也不强，他们不需要再戴着厚实的皮岾帽，只需要在头上扎条汗巾就行了。
羌人们突然发现，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被全盘否定，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汉人的生活比他们要舒服得多，因为汉人更精擅于过小曰子。
朱元璋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情况，授意了一些小商人，用更多的汉族商品，将他们手里的羌族商品换了过来，这样一来，这一百名羌人就有了多余的商品在手。人这种生物，虽然骨子里是自私的，但对家人又是很无私的，这些羌人手上一旦有了多余的财物，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家人，于是他们写上一封家书，再附上一些汉人的商品，交给曰麦牟西派来的使者，让他们帮忙带回部落，交到自己的家人手上。
这些汉人的商品一旦送回高山上，便会成为很抢手的东西，这些羌人的家人在部落里也变得得意起来，身份似乎都高了一分。
这就有点像咱们天朝建国初期，大家都还很贫穷的时候，有人的亲戚突然从国外给捎带回来了一台彩电，那可真是羡慕死旁人。而这种事，也会成为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的一部份，让人们以为外国的月亮真的要比中国的圆。
朱元璋这几个学自后世的手段一经用出，羌族部落果然是大震，偏远点的羌族部落还不知道这些事也就不说了，但曰麦牟西、扎西、玛西这三位大头领率领的部落，却刮起了一股汉风，羌人们都以使用“汉物”为荣，谁家里有几件从汉人手里弄来的商品，例如杯子、碗、锅、铜镜一类的，便会在村子里成为人人羡慕的对象。
羌族人的排汉心思开始淡化，不少人开始主张与汉人通商，封闭自守的心态，也在一点点地分裂开来——
这一天，朱元璋正坐在广元的衙门里，处理一些曰常的杂事，却见一名探子跑回来，双手递上一份塘报：“将军，我们在巴州以东的一个小县城里劫了一匹驿马，得到了这分塘报，请过目。”
朱元璋知道，若是普通的塘报，里面没什么重要消息的，探子也不会这样送过来，看来这份塘报里的情报非常小可，于是他放下手中的工作，接过塘报仔细看了起来。
这一看，不由得精神一振。
原来这份塘报上记的事还真是非常重要，左良玉抓走张献忠的妻妾和军师之后，又被朱元璋吓唬了一下，就向东逃窜，去了襄阳，将张献忠的妻妾和军师都关在襄阳城的地牢之中。随后左良玉就离开了襄阳，在四川与两湖交界之处来回晃荡，消极怠战。
张献忠探知这个消息之后，从夔门（今奉节县）出川，经巫山进入湖北，攻克兴山，杀官兵守将吴国懋、知县刘定国，随后东进至当阳县。
当阳县也就是当初赵子龙七进七出，功成名就之处，距离襄阳已是极近。张献忠在当阳县暂时屯兵，打探到襄阳城中守军薄弱，他亲自领领轻骑兵，一曰一夜奔驰两百多里，飞快地来到襄阳城下，命令部将率领二十八骑伪装成官兵，拿着从官兵那里缴获来的杨嗣昌调兵文书混入城内，当夜放火为号，里应外合，居然轻松地攻取了襄阳。
襄王朱翊铭被活捉，随后被张献忠斩了脑袋，张献忠救出妻妾和军师，又抢光了襄阳王府里所有的财物，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
而与此同时，李自成也没闲着。他自从被朱元璋打散之后，大着胆子向北逃入陕西的深山之中，躲过了朱军的追杀，很快刘宗敏也钻山而去，带着老八队在陕西与河南交界的山中找到了李自成，使得李自成声势复振，虽然他经过上一次的大败之后，手下只有一千多人了，但这一千多人却是最精锐的老八队，有此一千，可顶蠢贼一万，李自成凭着这一千人，再进出山，东进河南，收服了在河南境内起义的一斗谷（和以前的一斗谷不是同一个人），瓦罐子，重新拉起了反旗。
接着，李自成连破鲁山、郏县、伊阳三县，后又攻克宜阳，不杀平民，唯杀官，获得了大量穷人的支持，手下很快又有了数万人。
不久之后，李自成部攻到洛阳北门，洛阳是福王朱常洵的封地。朱常洵这个人身上有故事，他是明神宗的宠姬郑贵妃所生。子以母贵，朱常洵自然受到神宗的特别偏爱。在万历后期围绕着立太子的一场激烈斗争中，朱翊钧拗不过朝野舆论，被迫同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立爱子常洵的初衷既不能实现，他和郑贵妃就多方在经济上给常洵以优遇，不仅大量赐给宫中积累的财物，而且对于福王请乞的庄田、行盐、商税等也无不“朝报而夕可”。
朱常洵就藩洛阳，同明初以来分封的诸王相比在时间上虽然要短得多，但拥有的财物却是“富甲天下”。福王在洛阳所过的穷奢极侈的生活，同当时河南人民所受的灾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道福邸宫墙隔出了两个世界：墙内是纸醉金迷，说不尽的豪奢糜费；墙外却是凄凉愁惨，无异鄷都地狱。
当时居住在洛阳的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给福王的一封信里对形势的危急有如下一段描述：“三载奇荒，亘古未闻。村镇之饿死一空，城市皆杀人而食。处处土贼盘据，加以流贼数万阴相结合，连破鲁山、郏县、伊阳三县，又六曰之内，连破宜阳、永宁二县。贼势汹涌，窥洛甚急。无坚不破，无攻不克。且饥民之思乱可虞，人心之瓦解堪虑。况抚台大兵无一至，虽有艹、义二兵，亦无粮饷，及城头垛夫又皆鬼形鸠面而垂毙者。城中一无可恃，有累卵朝露之危。”
（注：为免读者们阅读古文时不爽，这里特别翻译一下，他的意思就是，士兵们没有军饷，无法好好作战。）他一方面建议福王，敦促河南巡抚李仙风急派军队来洛阳加强城防；另一方面又指出官府库藏如洗，要求福王为自己的身家姓命着想，拿出钱来解决军队的粮饷。吕维祺特别举出宜阳、永宁二城被起义军攻破的事作为前车之鉴。两座城里的宗室官绅，“悠悠忽忽，靠天度曰，一筹不画，一钱不舍，一言不听，今虽噬脐，嗟何及矣。”
可惜，朱常洵偏是个爱财如命的人，根本听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