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尉府非但掌京畿治安，更曾下辖囤驻长安城的北军，中尉即为京畿卫戍长官，因近年来朝廷数度对禁军进行改制，北军先更为城卫军，再更为京卫，不再受中尉府辖制，改由新设的京尉统御。
如此，中尉府的职守就仅余维持京畿治安，却非限于帝都长安，周边郡县的都尉和县尉也都直属中尉府管辖，故中尉的职权仍是很重的。
张汤昔年接替郅都出任中尉，至今已足足十七年。
十七年，人生能有多少个十七年？
汉承秦制，采二十等军功爵制，高爵可荫妻蔽子，世代承袭，故世家权贵历来重视爵位更胜官职。
汉廷政治风气又较为开明，君臣间颇有先秦那等“合则来，不合则去”的感觉。
皇帝若是太过刚愎自用，不纳大臣苦谏良言，有“气节”的大臣索性就辞官归家，反正有爵位在身，家中有屋又有田，饿不死的；皇帝对待大臣的态度亦如此，若实在是治政理念差异太大，不是让大臣闭门反省，就是直接贬谪甚或罢官。
虽是如此，但汉廷的政局却不会出现甚么混乱，主要是归功于较为严密和完善的官僚体制。
大臣不完全等同官吏，朝堂上的公卿约莫类似后世的特任政务官，各府署属官乃至各地官府的官吏等通过层层评鉴和拔擢的事务官，才是大汉文官体制的真正基石。
正因如此特殊的政体，使得大汉公卿更迭速度颇快，汉初数朝短短七十余年，历任三公九卿高达百余位，在任超过十年的，用手指都能数得过来，更遑论位秩稍低的诸多列卿了。
中尉位列诸卿，且位高权重，张汤能稳坐此位十七载，非但是因得蒙天家信重，更是他确实做得极为出色。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后世史书以此来赞颂贞观盛唐时，大唐百姓品德高尚，社会风气良好，现下的大汉百姓或许尚达不到此等传说中的思想境界，然中尉张汤却是凭借着严刑峻法，使得京畿治安愈发良好，百姓愈发良善。
律法是道德的最低标准，张汤无非是将这道标准稍稍拔高了些，倒也算不得真正的执法残暴，毕竟是在天子脚下，还有御史府在后头时刻盯着，不时上奏纠举其执法过苛，故张汤也仅止在律法容许的范围内，对犯人从重量刑罢了。
譬如窃盗者可依犯行轻重而量刑，多处鞭笞之刑，数鞭还是数十鞭，就看断罪官员的心证权衡，较为尽责官员甚至会考量犯因和犯意，假设是个孝子想给自家食不果腹的爹娘偷些吃食，那量刑无疑会轻不少。
嗯……华夏自古是人治更胜法治的，说不上是好是坏，若真要做到“法不容情”，不去考量“其情可悯”，虽显得更为公正公平，但也未必是最好的执法方式。
后世欧美法系中，特意纳入陪审团制度，不也是要保有人性和法律间的平衡么？
实话实说，在大汉群臣中，张汤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执法严明，便连其前任郅都在这点上都比不得他，他鲜少不考虑旁的因素，犯罪就是犯罪，该判刑就绝不轻纵。
大汉军律严苛，然民律较为宽松，尤是汉文帝数度着廷尉府减轻刑律，废除大多数残酷的肉刑，因着上行下效，汉官们在断罪时也会较为“手软”。
在此等治政风气下，张汤的执法方式自然更显出“严刑峻法”的酷吏作风，要说他真是残酷暴虐，那未免也太过了。
至少皇帝刘彻是不这么认为的，昔年尚是在位的太上皇刘启亦不觉张汤有甚么错处，若非有张汤坐镇中尉府，权贵云集的长安可没现今这般安宁，一众高爵勋贵和纨绔世家子也没现今这般老实。
闻得张汤将要迁任玄菟太守，正朔大朝后便会外放离京，长安城的王侯权贵们纷纷弹冠相庆，恨不能大摆筵席为张汤早日送行，跟送瘟神也差不多。
皇帝刘彻得了暗卫呈报，觉着这群家伙真是不安分，如此得意忘形着实让他不爽，难不成没了张汤，长安城又要被搅得乌烟瘴气？
离着年节尚有数日，皇帝陛下颁布诏令，着胶东王刘寄除细柳校尉，升任长安中尉，广川王刘越亦卸去细柳骑营监军之职，升任黄埔军学的军学祭酒。
此诏颁下，群臣皆为之哗然。
黄埔军学专为汉军培养将官而创立，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然彻底融入建军体系中，非但是军武世家的适龄子弟会入学就读，便连出身寒门庶户的军中将官也会逐年逐批的轮调进修，唯有在黄埔军学内获得较好的评鉴，日后的晋升之路方会更为通达。
且不提将官们在黄埔军学会习得符合汉军现下发展需求的兵法韬略，单说从中获取的人脉，就是必不可少的。
现今在汉军的精锐行伍中，大多将官皆曾入黄埔军学就学或进修，同窗加袍泽的情谊，彼此间无疑具备更高的信赖感和凝聚力，将帅也更放心将重要的战术执行交给系出同源的麾下将领，好歹没有沟通障碍不是？
随着高爆炸药，加农炮和掌心雷等新式军械出现，加之汉军的战略思维已从本土防御转化为境外远征，整个汉军的作战体系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说句不好听的，若飞将军李广如今重新入伍，在帐下听令，怕是连主帅的战略构想和战术设定都听不太懂，还得让人从头细细解释给他听才行。
在皇帝刘彻大力推展的精兵政策下，有勇无谋的将官多是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大批以广川王刘越和胶东王刘寄为首的年轻将帅已是在多场战役中证明了自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