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庞煌刚刚穿越而来之初，大家就知道大明的衙门基本依据蒙元制，有“三班六房”，所谓“三班”，即负责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职务的快、皂、壮三班；所谓“六房”，则是与国家六部相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三班里设有衙役，六房则由胥吏负责。
但是蒙古人占领中原，与汉人风俗、语言各异，又不通文墨，所以凡事都倚仗胥吏。以至于在相当的程度下，蒙元的各地政务把持在胥吏手里。自古以来贵贤臣而轻胥吏的传统，竟然丧失殆尽！
胥吏在整个官府体系内属于最基层人员，地位甚低，甚或毫无地位，所以大家通常将他们大都忽略掉。但是由于蒙古人的无知，导致了地方政务其实是由最基层人员也就是胥吏所操纵，其严重程度远超出以往学者的想像。
由于这些基层僚属一方面惯于使用欺骗、蒙蔽、行诈、勾结等技巧，选择性地执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一方面又精熟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他们遂能够蒙蔽、妨碍、误导，甚至胁迫比他们更具声望的上司。
然而大明建朝后，重胥吏而轻官府的传统竟仍在继续，大明所任命的各地官员，大部分人终日袖手高坐，一应事务任凭胥吏处置。胥吏不把官员放在眼里的现象，在洪武初年是很普遍的。譬如常熟县胥吏沈尚，衡州开化县胥吏徐文亮，就把各自的上级。也就是当地的县官，揪倒在政厅里拳打脚踢。
为此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气得七窍冒烟。恨铁不成钢地大骂：“那些胥吏当然统统该死，可你们这些做官的如此任人侮辱。难道都是饭桶？！”殴打县令还算情节比较轻的，苏州昆山县的皂隶朱升，已完全脱离本县县官的约束，纠结同伙，居然连钦差的旗军都敢当众殴打。
在教化不起作用之后，朱元璋终于采取了四编《大诰》这种惊世骇俗的雷霆手段，来对付这些骄横了近一个世纪的胥吏们。
号召当地“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来帮助朝廷治贪，比如：“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
“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
“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
“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
“若勾捕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
“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
这些都是《大诰》中所倡导的，说得很清楚。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们，可以“旁入公门”。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如果官员们试图阻止百姓们抓污吏，就会遭到族诛。这一手段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摧毁蒙元以来重胥吏而轻官府的风气，重建儒家治国的理念。
对于重建帝国的儒家传统这个伟大目标，朱元璋采取的措施是官府与百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发动百姓们惩治污吏，就是重点针对自己所任命的官府的。这一手段的目的，是彻底摧毁元代以来重胥吏而轻官府的风气，重建儒家传统。与之同时开展的大规模的整肃贪官运动，即由朱元璋亲自主持的那些大案，如”胡惟庸案”、“郭桓贪污案”等等，都是为了重建朝廷官府的儒家传统。
儒家政治观里面以天下为己任、重义轻利等理念，一直被朱元璋高度推崇。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给官员们定下的俸禄会低到极限。这一俸禄标准，与发动群众惩治污吏，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既然严厉打击胥吏，也就等同于严厉打击了一切依附在这些胥吏身上的官场陋规。既然没有了陋规，经过朱元璋的仔细核算，官员们的工资虽低，但过上中等人家的生活，并不是什么难事。朱元璋极力想要做好的另一手，则是恢复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的儒家传统。
那就是知丁法，本来两者相乘，朱元璋以为可以达到最大的效果，可是，人杀了不少，无论是知丁法还是制裁胥吏，却都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种下的西瓜，非但没有丰收，反而收获的是畸形的豆子。也难怪朱元璋这么的难受。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其中就和庞煌当初在北平所遇到的问题基本上一样，唯一不同的，庞煌当初在北平府遭遇的是一府之地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在全国上下都是十分普遍的。
那就是所谓的“冗员”之状况，之前已经说过了，就是那一种常见现象：官家的一个名额，总要由六七个人共用。
洪武十九年，松江府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穷追根由，揭露出一个特殊群体。
都察院近似庞煌所知道的类似于监察部一样的机构，由御史台转换而来，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松江府下辖上海县和华亭县。
朱元璋干劲十足，试图建立一个干净的社会，在审案子的时候讲究“瓜蔓抄”，刑讯逼供，内查外调，最多时一个瓜竟能牵扯出两万多个大瓜小瓜。这次在松江府顺藤摸瓜，又牵扯到苏州府，结果发现了一个二千八百七十一人的害民集团。
他发现，在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一千三百五十人名，苏州府还有一千五百二十一名。
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拿着官府批文找到农民。从水车上把人锁下来，或者从农民手里夺下秧苗。锁人出田。
仔细查下去，发现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官府正式人员似乎也像很多时代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正吏的职位上也有编外人员，朱元璋提到过“主文”和“写发”。无法确定这些人的数目和身份等级，但从表面上调查所知，同一职位上也存在三个等级。松江府的正吏不过十五名，一等临时工“经书”常有二百多人，二等临时工“清书”和“小书”是经书的徒弟。统称白书，数目与师傅相近。
这些人不务士、农、工、商这四项正业，也就是说，不属于上述四大社会集团。那他们属于什么集团呢？朱元璋将他们统称为“帮闲在官”之徒。这个“闲”字用得好。本来官吏和衙役集团已经满额了。日子过得颇闲在，他们偏要去帮。不过“帮闲”二字在大明建国以前已经有主了，专指那些帮助阔人消闲的门客。朱元璋创造的术语未能普及。
朱元璋逮捕了这个害民集团的二千八百七十一人，但他认为并没有抓干净。据他估计。“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员。大明王朝的每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经制”名额不过二十左右，此外还有约二百名额设衙役，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