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整个荣家分成了三支，荣老太爷带着荣靳之一脉在美国扎根，荣家三少和大小姐在英国从商，而荣家二少则留在国内，经历了抗战、内战、十年浩劫，成了新中国的一份子。
此后的大半个世纪，这三支人马各自发展，随着局势动荡、血缘稀释而彻底失去了联系，留在美国的那一支更是改姓为“Reeves”，变成了标准的美国公民。
“所以，我们就是荣靳之一脉的后人，你的曾祖父就是当年荣家大少的独生子。”伊登说，“关于家族旧事我原本知道的并不多，你曾祖父记事的时候二战已经结束了，他也只是在荣老太爷口中听说过一些片段，转述给我的更是少之又少。”
顿了一下，他的眼神变得凝重，轻声说：“我真正了解这些事，知道我们荣家承受的这些苦难与仇恨，是在和你母亲结婚以后。”
伊登在高中时代便认识了李维斯的母亲李珍，因为相近的血统，相似的性格，两个人很快便互相产生了好感。考上同一所大学以后，他们更是立刻坠入爱河，如胶似漆地粘在了一起。
频繁的约会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李珍怀孕了。彼时伊登不过二十一岁，刚刚考上商学院的研究生。
Reeves家和李家都保持着一定的中国传统，既然有了孩子，两个人又如此相爱，双方家长顺理成章地为他们举办了婚礼。蜜月过后，这对新婚小夫妻从学生宿舍搬了出来，租了一个小公寓建立小家，伊登的父亲便将儿子从小到大的书籍玩具统统打包给他寄了过去。
说到这里伊登忽然打住了，低眉敛目，似乎陷在了某种深刻的回忆里。
宗铭等了片刻，打开一罐咖啡递过去。伊登仿佛被他惊醒了了，抬眼说了一声“谢谢”，继续道：“我在收拾父亲寄给我的东西时，发现了一个小木箱。箱子里装着一捆用油纸包裹的手札，我怕是什么重要文件，便打电话问父亲要不要寄回去，结果他说那是爷爷生前留给我的，指明要让我继承，所以这些年家里其他人从来都没有打开过，包括他自己在内。”
李维斯心中一动，脑海中依稀闪过一些模糊的画面。
伊登呷了一口咖啡，沙哑地说：“那是荣靳之的日记，确切地说，是他和一个叫于骅的记者共同撰写的《南石头集中营札记》。”
1942年初，荣靳之乘坐一种船头画着红色圆圈，俗称“大眼鸡”的三轭帆船从水路去往广州，上岸之前被驻守广州的日军以“检疫”为名扣押在了珠江边的南石头惩戒所。
和他一起被扣下的，还有一名年轻的记者——于骅。
于骅也是广州人，中学毕业后在香港《申报》工作，这次是想回老家探亲才傻乎乎上了日军的贼船。他随身带着相机，一路走一路拍，将“大眼鸡船”从香港出发以后沿路发生的一切都用照片记录了下来。而荣靳之有写日记的习惯，在船上闲来无事，写了许多沿途见闻以及自己的回忆。
两人一个爱拍一个爱写，惺惺相惜，逐渐变成了好朋友。
进入南石头惩戒所以后，他们被分在同一个监房里，更是共同见证和记载了“波字第8604部队”对返乡难民做下的不见天日的暴行。
也正是在那里，荣靳之遇到了他曾经的学生——伊藤光。
伊藤光当时受极端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变得完全不可理喻，先是试图说服荣靳之为波字第8604部队服务，遭到拒绝以后又威胁他要曝光他共|产|党的身份，把他送到东北受审。
荣靳之始终没有屈服，甚至没有绝望，他在被关进集中营以后就意识到这些难民可能都出不去了，日军恐怕从始至终就没打算送他们回广州，之所以用“遣返”的名义把他们从香港赶出来，不过是为了缓解港岛的生存压力，顺便给波字第8604部队提供大量的实验活体而已。
一想到望眼欲穿的家人，襁褓之中的儿子，他的心就像刀割一样难受。他想设法带着难民逃出去，但这里驻扎着大批日军，守卫极为森严，连和外界联系的机会都没有，遑论逃走。
他唯一的希望，只有伊藤光。
他熟悉这个年轻的医学生，在医学部的时候他们经常一起喝酒，他相信这个曾经发誓治病救人的年轻人并未彻底泯灭人性，只要设法将之从极端军国主义思想当中唤醒，就能帮难民们逃离南石头集中营。
“他成功了？”李维斯想起伊藤健太的讲述，伊藤光最后因为难民逃亡而被遣返回本土受审，差点死于非命……
难道是荣靳之说服了他？
“算是成功了吧。”伊登苦笑了一下，说，“他用自己的死说服了伊藤光——当亲手把他的大脑从颅腔中取出来的时候，伊藤光顿悟了，向上级隐藏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帮难民传递信息给广州民众，并间接帮助了他们的大逃亡。”
“虽然绝大多数难民最终都被杀害，活下来的也因为各种传染病而死亡，但荣靳之毕竟还是成功了。他让南石头的秘密大白于天下，让仅剩的几千名难民回到了亲人的身边。他也让伊藤光找到了人性的救赎，彻底背叛了心中曾经坚如铁石的军国主义思想。”
“只是，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