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斌道：“这是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就是要把国企的社会负担转出来，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把退休工人交给社保系统去负担，这样国企就能够轻装上阵了。”
“幼儿园、托儿所、职工医院等等，也应当转给社会去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于蕊补充道。
“第三，”丁士宽又接着说道，“那就是国企本身的机制问题了，大锅饭，人浮于事，企业经营状况与领导的待遇没有关系，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具有竞争力。”
“这个问题就复杂了。”王振斌皱着眉头说道，“国家已经提过不止一次，要改变国企的内部管理机制，至少是需要砸掉铁饭碗的。但现在光是那些停工企业的下岗职工就已经让我们挠头了，如果那些效益好的企业也开始裁撤冗员，整个国家的就业压力该有多大，你们计算过没有？”
“很简单啊，鼓励私人创业，发展小型企业，尤其是服务业企业。这种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是最强的，我在榆北就是搞这个的。”祁瑞仓信心满满地说道。
冯啸辰道：“榆北的经验的确可以借鉴一下。榆重进行分拆之后，大量的冗员都被私营企业吸纳掉了。像海东省的全福机械公司，一下子就从榆重招收了300名工人。这些人对于国企来说是负担，到了他们那里，可都是宝贝呢。”
“也该让这些私营企业做点贡献了。”谢克力说道，“刚才老丁不是说了吗，80年代的改革，是国企承担了成本，帮助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到了90年代，国企也要开始改革了，那么就该让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去承担成本了。”
“老谢说得太好了！”丁士宽一拍手掌，赞道，“各位，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想向大家谈的一个想法。我发现，中国的改革和前苏联的改革存在着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那就是中国在进行国企改革之前，先培育起了民营企业这支生力军。这样当国企开始改革的时候，民营企业能够承担起吸纳就业、保持经济发展速度的作用。
而反过来看前苏联，它也是存在着体制僵化的问题，所以启动了国企改革。但当它的国企开始改革的时候，社会上没有一个强大的民营资本群体能够承担改革的代价，所以前苏联就垮台了，俄罗斯直到现在仍然深陷危机，无法自拔。”
“这个观点有点意思。”祁瑞仓道，“我也思考过苏联改革和中国改革的区别，隐隐约约想到了这么一点，但是不如老丁你总结得这样精确。我觉得，苏联的改革可以称为一种激进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嘛……”
“我把它叫作一种渐进式的改革。”丁士宽道。
“渐进式改革，这个说法不错。”祁瑞仓道，“老丁，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思想再深化一下，写篇文章，应当能够引起轰动的。”
丁士宽道：“哈哈，老祁，我一直想约你一块写这篇文章呢，你的西方经济学功底比我好，肯定能够分析得更透彻的。”
祁瑞仓叹道：“唉，我倒也想写啊，可是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哪还有心情去写什么论文。不瞒各位说，我这趟回京城来，是来化缘的。”
“化缘？”众人都有些不解，“你化什么缘。”
“找资金啊。”祁瑞仓道，“我手上有十几个特别好的项目，思路好，人也能干，可就是缺启动资金，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我找银行贷款，可银行现在正在紧缩银根，贷款非常困难。这不，我就回京城来了，老大你是计委的，老谢你是财政部的，你们随便哪个手指缝里漏点钱下来，也够我们那里的下岗工人把厂子建起来了。”
“不会吧，老祁，你是来找我们开后门的？”王振斌带着夸张的惊讶表情问道。
“没错，就是开后门。”祁瑞仓理直气壮地说道。开后门这个词不太好听，但他是为下岗工人谋福利，并非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说出来也是无妨。
谢克力哈哈大笑起来：“老祁，你这可就不对了。你不是最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吗？还说什么自由市场原则，什么企业家精神，什么政府要抛弃父爱主义，好嘛，才当了半年的政府官员，计划经济的这套东西，你全学会了。”
祁瑞仓蓦地有些脸红，其实谢克力说的这些，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而且思想斗争了许多天。但对自由市场的信仰，总敌不过眼前的现实，他原来是个学者，说点风凉话很容易，现在当了招商局官员，才知道做事有多艰难。
“唉，纸上得来终觉浅，有些理论上的东西，也要联系实践嘛。”祁瑞仓掩饰着说道，他用手一指丁士宽，道：“老丁不是说了吗，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我要搞的自由市场，也是渐进式的自由市场，现在嘛，就请各位拉兄弟一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