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振波把博瓦德一行送出发改委的大楼，让翻译陪他们回下榻的宾馆，自己又回到了王振斌的办公室。一进门，他就装出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对王振斌说：“王司长，我求求你们，以后办事能不能少出点岔子。我们商务部天天疲于应付这些事情，已经够麻烦了。好家伙，咱们自己人还在背后捅刀子，这算个啥鸟事？”
“这可不是我们发改委给你们捅的刀子。”王振斌笑着回答道，同时把秘书刚泡的一杯香茶端到了徐振波的面子，多少有些安抚的意思。
徐振波接过茶杯，在沙发上坐下，态度缓和了几分，说道：“博瓦德他们先到的是商务部，把那份报纸和那些文件复印件都拿给我们看了，要对我们兴师问罪。我们说这件事是发改委这边搞的，我们不清楚。其实是想拖延一下时间，让你们有所准备。当然，实际的情况我们也的确不了解，至少像这个保费补贴的问题，我们都是刚刚知道的。”
“这个怪我们没有和你们做好沟通。”王振斌道歉说。
徐振波摆摆手，说：“这个倒不必和我们沟通，毕竟也不关贸易的事情。不过，你们的文件怎么会落到欧盟委员会的手里去了？那个高磊成天胡说八道，我们商务部被他坑过好几回，现在都不敢再请他去开会了，你们怎么还把他当个宝贝似的。”
王振斌苦着脸说：“我们哪有把他当成宝贝，这都是财险公司那边请他去做政策评估的。为这事，我还跟许广明说过，可他们说，高磊是国内知名学者，有国际眼光，请他参与，能够避免少走弯路。”
“这还不是弯路吗？”徐振波恼道。
祁瑞仓说：“你们这样一说，我倒想起来了。高磊把内部文件拿给外国人看，还让他们留下了复印件，这涉嫌违法了吧？”
王振斌看看冯啸辰，然后说：“如果要严格追究下来，的确是违法了。但这种事情，也实在是管不过来。其实高磊手上那几份文件，也没有特别高的密级，只是我们和财险公司讨论方案时候的草稿。财险公司那边估计也是对高磊过于信任了，就允许他把文件带回去了。”
“这是一个教训啊。”冯啸辰说，“老王，你应当把这事向发改委领导汇报一下，以后国家各部委在涉密文件上都要加强管理，对于外聘的专家，也应当要求其签署保密协议。一旦发生这种泄密事件，要严惩不贷。”
“那这次呢？”祁瑞仓问。
冯啸辰摇摇头，说：“我估计也没法追究高磊的什么责任。其实，现在互联网逐渐发展起来了，在网上也经常能够看到各种打着机密字样的文件在流传，如果要追究的话，恐怕得抓不少人呢。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咱们还是从现在开始严格要求吧，过去的事情也只能是过去了。”
冯啸辰这样说，倒不是为了息事宁人，而是这种事情的确是很多，如果单单找高磊的麻烦，也没什么用。高磊现在学术地位很高，为了两份文件的事情，也很难把他打倒，充其量就是罚酒三杯，没太大的意思。此外，财险公司这边让高磊把机密文件带回去看，本身也有管理不严的问题，如果追究高磊的责任，许广明只怕也要受连累。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发改委这边也不便把事情闹大。
“可是，高磊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时候大放厥词，诋毁国家政策，这样的事情也不能追究？”徐振波愤愤地问。
王振斌说：“这件事，就取决于咱们想怎么做了。如果想追究他，那就由发改委、商务部分别向中央写报告，说明这件事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损失，希望社科院方面加强研究人员的思想建设。至于更多的处分，我看比较难。”
冯啸辰说：“你们写个报告也好，至少需要让上级领导知道这些事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化冻，也得一些时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趁热打铁，把河阳地铁工程公司的气焰打下去，争取让辰宇盾构机获得第一个实践的机会。”
祁瑞仓点头说：“是啊，我在榆北呆了几年，学到一句东北话，叫做能动手的时候，就别瞎逼逼。咱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像高磊这样的人说什么，根本就无所谓。今天的事情，如果不是辰宇的盾构机的确技术过硬，能够和普迈一决高低，我们肯定是会很被动的。”
博瓦德和埃米琳在中国呆了两天就回去了，他们此次来中国，其实也只是因为普迈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了要求，委员会不得不做一个姿态。他们俩出发之前就知道，想凭这点材料就让中国做出让步是很困难的。现在他们已经跑了一趟，与中国商务部和发改委的官员都进行了沟通，也就算是尽过义务了，回去可以向普迈交代了。
博瓦德他们前脚离开中国，后面由装备公司组织的一组稿件便又在媒体上发出了。这一回，媒体报道的正是欧盟委员会前来与商务部、发改委交涉的事情，声称中方有理有据地驳斥了西方少数人的不实指责，最终欧盟委员会也认同了中国的观点，承认首台套政策并未违反中国的入世承诺。在稿子的最后，记者抛出了一个问题：这一次欧盟委员会前往中国兴师问罪，包括欧洲媒体上对于中国首台套政策的诋毁，与此前北方某城市地铁工程招标中拒绝国产设备的事情，是否有某种联系。是否有人想挟洋自重，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