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德彝送走卢君宪后，一个人坐在昏黄的烛光下，陷入沉思。
他有强烈的不祥预感，虽然他一再安慰卢君宪，对博陵危机的处理也表现的自信满满，但实际上他非常不安，预感到危机处理的难度非常大，不仅是因为有段达这样的关陇人在一旁虎视眈眈，还有大漠北虏所收买的大量卖国贼窥伺一侧，冀北豪门在内外“对手”的夹击下，腾挪余地并不大，很难做到两全其美。
如果冀北豪门既想悄无声息地解决危机，把阴谋者统统铲除，又想把无遮大会继续办下去，赢得圣主的欢心，那就未免过于托大了，很有可能弄巧成拙，竹篮打水一场空，最终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取其祸。
所以目前局势下，两全其美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冀北豪门必须做出决断，毅然公开危机，以壮士断臂之勇气，自我救赎，力争把损失降到最低，但这无法保证圣主和中枢不会报复，不会杀鸡儆猴，不会以血腥手段来威慑边陲的叛国贼，一旦圣主和中枢把矛头对准了无辜的地方豪雄、僧侣信徒和胡虏商贾，大开杀戒，则冀北豪门虽然本身损失不会太大，但关联利益上的损失太大了，家门口的利益都保不住，不仅是奇耻大辱，更沉重打击了豪门的尊严和威信，隐形损失难以估量。
封德彝可以肯定，当卢君宪报信于博陵崔氏和中山刘氏后，这两大豪门的选择必须是前者，必然以为自己有绝对把握做到“两全其美”，必然低估了这一选择所蕴含的巨大风险。
他们和卢君宪一样，都会低估“宋子贤行刺圣主”在政治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而原因就是他们都会错误解读白发贼突然泄露这一重大机密的目的，他们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此事是假的，是白发贼故意陷害栽赃，是白发贼为了联盟能够立足燕北而蓄意挑起冀北和幽燕两大豪门之间的厮杀。刺杀既然是假的，那事态就可控，危害性也就有限。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即便有居心叵测者为了打击冀北豪门而利用此事大做文章，但冀北豪门也不是吃素的，不是软柿子，不会?由宰割。
然而封德彝却相信白发贼，他断定此事是真的。既然是真的，那白发贼就不是陷害栽赃，而是仗义相助，是要拯救冀北和幽燕两大豪门于危难之间。冀北豪门与幽燕豪门虽然因为地域利益有矛盾有冲突，但毕竟是同气连枝的兄弟关系，关键时刻还是合作，还是一致对外，所以白发贼此举等于卖了范阳卢氏一个大人情，可以有效缓和幽燕豪门和冀北豪门之间的矛盾，为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即将爆发的南北战争打下基础。
但白发贼深谋远虑的不仅仅是推动北疆地方势力的团结，还力求缓和圣主、中枢与北疆地方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
宋子贤行刺圣主的直接后果就是挑起了圣主、中枢和冀北、幽燕豪门之间的斗争。
中枢核心层没有山东人，这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说明圣主对山东人抱有相当大的戒心，如此一来圣主身边基本上都是关陇人和江左人，而他们为了巩固和加强自身权力，必然联手阻止山东人进入核心决策层，于是山东人在中土最高权力上的“衰退”就成了必然，而政治话语权越少，在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上也就越吃亏。
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是一体的，权力小了，财富也就少了，于是山东人的愤怒可想而知，山东人与关陇人之间的矛盾也就因此而加深，而山东人与江左人之间的裂缝也因此越来越大。虽然中土政局的总体趋势是山东人和江左人联手对抗关陇人，但江左人始终想渔翁得利，乐于看到两虎相争，所以山东人和江左人之间的冲突也是日益激烈，尤其东征连续失利后，河北和幽燕两地已经不是为这场战争“输血”了，而是被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疯狂“吸血”。“吸血”的后果可想而知，双方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利益冲突，而是生死之争，这种情况下，如果圣主和中枢还要发动第三次东征，还要进行南北大战，那河北和幽燕是什么下场不言而喻，所付出的代价之大可想而知，而得到的回报之少更是令人睚眦欲裂?
东征开始后，为什么叛乱都集中在大河南北，尤其集中在河北和齐鲁这两个地方？原因无他，正是因为这场战争对这它们毫无节制的“吸血”所导致，官逼民反，当然这个“民”不是普通平民，而是掌握资源和财富的地方贵族集团。中央本来就遏制和打击他们，现在还拼命吸血榨干他们，是可忍孰不可忍，大不了鱼死网破，同归于尽。
迫于当前紧迫的中外危机和窘迫的国内政局，圣主和中枢必然要想方设法拉拢山东人，联合山东人和江左人的力量以遏制关陇人在政治上的凌厉反击，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缓和与河北豪门、幽燕豪门、齐鲁世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宋子贤行刺圣主，结果必然是关系破裂，双方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任，本来对彼此都有怨恨，这下正好，大打出手，再无回旋余地。